专家简介：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特朗普与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逆全球化会不会对国际安全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呢？

西方建立全球安全体系，是为了维护经济利益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开始讨论逆全球化对国际安全的可能影响。这个重要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如果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逆转，这种逆转对西方所建立起来的全球安全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如果中国成为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又会对全球安全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毫无道理。无可否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尽管其它大部分国家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是配角或参与者。同样，今天的国际安全体系是近代以来西方力量主导下的全球化产物。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安全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全球安全体系的形成和维持与西方力量在全球的扩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西方建立全球安全体系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其全球经济利益。

　　很多迹象显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衰退。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开始低于全球经济增长。在意识形态层面，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导致了各国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的急剧扩大，西方社会开始怀疑自由贸易，这也已经影响到西方的政治人物对全球化的态度。自由贸易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西方视为其软力量的核心之一，政治人物言必称“自由贸易”，但今天为了迎合大众，“自由贸易”已经变成负面的概念，这已经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各国的内部政治。英国公投脱欧、德国右派选择党的崛起、法国右派国民阵线的扩张、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无一不标榜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

全球化的推动力改变，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逆全球化的同时，世界各地地缘政治日渐重要。美国在中东力量的衰退，使得中东出现权力真空，不仅导致了中东秩序乱局，导致了大规模的难民潮，也导致了大国之间的竞争。亚洲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好、最稳定的领域，但随着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地缘政治竞争也越演越烈。

　　即使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也开始出现地缘政治问题，东欧表现得很明显。苏联解体之后，东欧落入西方的怀抱，北约东扩本来已经挤压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导致了俄国伺机反扑。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更是强化着那里的地缘政治气氛。长期以来，西方关切的只是那里的民主政治发展和地缘政治问题，而非那里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但无论是对当地的政府还是老百姓来说，民主固然重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因为这攸关他们的切身利益。要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就必须寻求除了西方之外的发展动力，但西方对其他国家力量在那里的发展，保持高度的地缘政治警惕。

　　这些都已经对全球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即逆全球化。这种逆全球化会不会对国际安全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呢？使人欣慰的是，今天地缘政治的变动主因是西方，而在西方及其势力范围之外，地缘政治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主线。再者，新崛起的中国本身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地缘政治概念，同时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遏止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

　　西方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并不是说全球化的终结或死亡。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充满着全球化的动力，尤其是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下行，但较之其他国家，增长速度仍然很高，中国也是今天全球最大的贸易大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必然会继续扩大内部中产阶层的规模，这使得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家。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所具有的推动全球化的动机和动力。

　　也就是说，尽管西方领导的全球化出现逆转，但全球化会继续进行，不过，全球化的推动力不一样了。所以，问题在于，不同的推动力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就国际经济来说，现存体制的延续和发展应当没有大问题。这取决于中国等新兴大国，对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态度和方法。在这方面，中国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接轨、改革和补充三个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不是全球化的引导者，但积极参与。中国通过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改变自己，融入现存世界经济体，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的一部分。

　　其次，作为这个体系内部的重要一员，中国所扮演的是改革者的角色。中国通过改革现存体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也通过改革来改善现存体系。再次，中国也有能力来建设新的体制，补充现存体系。这表现在“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方面。同样，中国也重复表示，建设亚投行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建设补充制度来弥补现存制度的不足。无论怎样的新机制，只要是开放的，就可以和现存体制对接。

与现有安全体制对接

　　在安全方面又如何呢？中国可以做到与老体制的对接吗？这方面显然要比经济方面来得困难。例如，在中国自己所处的亚太地区，中国就容易和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日同盟等旧体制发生冲突。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这些旧体制的存在，一方面无法包容新崛起的力量，同时更阻碍着新安全体制的产生。

　　不过，这里也有很多因素使得人们不至于过于悲观。第一，中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地缘政治概念。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的基础，是其具有宗教使命感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世俗的，没有扩张性的使命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即只是为了国防，而非对外推行帝国主义。

　　第二，中国文化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中国从来没有类似“门罗主义”的思想，要把美国挤出亚洲，中国所要求的只是美国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而不是破坏性的角色。就是说，一旦美国的角色转变，其可以安然存在亚洲。

　　第三，尽管美国一直在强化其排他性的同盟，但中国一直坚持“不结盟”政策，不会拉帮结伙来对付美国及其同盟。即使中国感觉到来自以美国为中心同盟的明显威胁，也没有显示出结盟的迹象。中国所强调的是和其它国家建设“战略性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和“同盟”具有不同的性质，“同盟”针对的是“敌人”，也需要“敌人”，而“伙伴关系”针对的是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气候、经济发展等等。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具有了遏制美国地缘政治攻势的能力。这明显表现在这些年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和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上。尽管有时候互动表现得剑拔弩张，但中国已经能够有效遏止住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势。

　　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在安全方面遏止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势，下一个问题便是：中国主导的安全秩序会是怎样的呢?

　　尽管中国主导的秩序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但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一贯坚持的国际原则和国际行为来判断，至少会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不干预内政。尽管中国和他国发展有着贸易等经济关系，但对其他国家的内政不感兴趣，这和西方不同。尽管西方干预他国内政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西方的使命感文化，决定了西方干预他国内政的内在冲动。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其它国家触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也会采取行动，但仍然是以“不干预”为原则，这充分体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发展上。

　　第二，开放、多元和包容性的秩序。“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建设等都是这样的秩序。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中国所倡议的秩序性质不会是排他性的。

　　第三，没有制裁的世界。在国际关系上，西方只有两分法，即“朋友”和“敌人”，这种文化造就了西方的“同盟”，也造就了西方的“敌人”。一旦被西方视为“敌人”，西方就会动用各种手段制裁。但中国没有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即使那些对中国不友好或者被视为不友好的国家，中国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动用制裁大棒。

　　第四，中国偏向经贸关系的外交，更能够造就和他国的互赢局面。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是商贸帝国，而非军事帝国，中国对外感兴趣的是经贸。这个文化延续到今天，并且随着全球化得到发扬光大。中国人深信，通过深化经贸可以创造国与国之间的互赢局面，无论是区域秩序还是国际秩序，也会变得更加有序、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