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1975台湾国军陆军官校第44期毕业；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 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2008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银首席经济学家将更进一步转变世银与中国的关系。林毅夫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
 

林毅夫：反全球化对各国都不利，也包括中国

反全球化思潮对中国不利亟待对症下药

　　近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涌现反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是一个事实，包括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等都反映了在过去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不均，出现了移民、社会问题，很多人简单地把它归因于全球化。

　　深度分析后会发现，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中国人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发达国家的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但是全球化并不是这些问题的原因，全球化对各个国家来讲是互利双赢的，所以还是应该不断推动全球化。

　　当然，要想法设法来解决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果全球化被逆转，对每个国家其实都不利，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当然会受到不利影响。

　　因此在推动全球化继续进行的过程中，各国怎样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经济增长相对疲软的情形，怎样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以及怎样创建一个公正的共享的社会，就显得至关重要。

中美可联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基建投资

　　大家对中美经济关系相当关注，因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有很多针对中国的言论，如果他真是那样做的话，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但是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应该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共同点作为突破口，来加强中美合作。就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全球气候变暖，中美联手推动巴黎协议，对世界做出了贡献。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他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对恢复美国经济增长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过去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每投资1美元，会增加70美分的进口利润，其中35美分将流入发达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扩大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加发达国家就业。中美投资海外基建这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新的尝试。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比较有经验，推出了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在基建这方面中美容易形成共识，以这个共识作为切入点，中美的关系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对话、相互了解，往好的方向发展。

中企有机会从特朗普基建计划中获益

　　我个人认为，特朗普上台以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一方面，这是特朗普竞选当中很重要的承诺，另一方面，现在美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总统和两院是同一个党派，易于政策的推行。

　　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短期能够创造就业，长期对其改善基础设施的老旧，对生产力和效率增长也会有一定的贡献。总的来讲，应该是正面的影响。对恢复经济会有帮助，但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方面，包括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等等，才能完成复苏。

　　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给企业多大的机会，我想直接、间接的机会总是会有的。因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会增加对钢材、建筑施工设备等的需求，在这些领域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产品提供国，所以美国增加国际市场需求对中国是有利的。

　　那么基础设施建设回报率有多高？总的来讲，它本来的回报就会比其他产业投资低一些，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比如说，一个10年回报期的项目和一个50年回报期的投资项目当然会不一样。也就是因为基础设施作为长期投资的特性，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低，因此政府应该来做。

　　政府什么时候做最好呢？在经济比较疲劳的时候做是最好的：短期可以创造需求和就业，长期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各种成本也会比较低，包括资金的价格和原材料的价格。因此，我想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简单地用其他产业的回报率作为参照系评价。

业内对资本账户进行必要管理已达成共识

　　我现在还是不赞成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担心出现像目前这种因为市场预期的变化，包括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变化造成的人民币资金非理性流动。

　　当然，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倡导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资金要完全自由流动，而在2013年他们改变了政策，认为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政策可能会变化的状况下，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进行资本账户管理。

　　目前从经济实体面来看，我认为中国人民币长期应该升值。因为像我们每年保持6.5%的增长，人口增长只有0.5%，这实际上代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像美国经济增长为2.5%，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最多2%，我们劳动生产率比他们高４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从经济实体来分析，人民币应该看涨。

　　人民币短期汇率的变动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包括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这种状况下，要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流动，对人民币账户进行必要的管理，是大家已经有的共识。

地方政府可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投资

　　我们现在的政策是适度扩大国内需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方面并重的，但是过去是把两者对立起来，我觉得两者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补短板是需要投资的，因为我们在许多产业上都处于中低端阶段，要往中高端发展就需要投资；基础设施还有不少瓶颈，消除瓶颈需要投资；环境问题存在不少的压力，要改善环境也需要投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进程需要住房和公共服务，也需要投资。

　　因此把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用在上述这些补短板的投资上，它本身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要的内容。而且有了投资以后，就会对钢筋、水泥、玻璃等产能过剩的部门产生需求，它也是去产能的措施。目前，杠杆率最高的就是产能严重过剩部门，如果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企业盈利情况就会好转可以还债，杠杆就可以降低。

　　要投资的话，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要加大投入的，投入就会带来政府的支出增加。目前大家关注政府支出增加会增加赤字，总的来讲，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从比重来看并不大。现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57%，其中中央政府17%，地方政府40%。从世界角度来看，这样的水平是不高的，在大部分国家，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像日本达到了240%。

　　那么有问题的是什么？是我们过去地方政府借银行或是影子银行的债务来支持基建，用短债来支持长期投资，存在期限不配套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建设债，用长期债务支持长期投资。地方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中企海外并购应把握供给侧补短板需求

　　当前中企海外并购遭遇的阻力和壁垒正在快速增加，尤其是涉及先进技术领域的海外并购。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进行海外并购还是比较好的时机。发达国家的不少企业技术比我们好，产品质量高，我们与之相比有差距。如果能够进行并购，可以用其技术来提升我们产品质量，并且开拓海外市场。

　　在这个并购过程中，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需要投资保护协定，同时也需要人才培训，这些方面政府都可以做一些工作。现在国内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的需求，国外有投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对我们的产业升级会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