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    发展必须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这里的“质量”讲的是发展本身的质量，例如绿色、高质量的GDP，能够充分满足社会不断提高且日益个性化需求的供给，而不是通常讲的产品的耐用性之类的质量。它包括产品的质量在内，但比产品质量更深厚、更宽大、更高层次。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当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否则发展就难以持续。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微观层面来看，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投入产出规律，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最大，收效最大。这就要求生产者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降低成本不仅包括通常所讲的节约，更包括各种投入要素的最佳组合，企业一般会在劳动力便宜时使用劳动力，在机器便宜时使用机器。投入者还应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努力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以降低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之低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微观层面的质量和效益而言，至为关键的是接受市场的检验，即商品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此即商品交换的惊险跳跃，如果跳不过去，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自己。
       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的质量效益原则应当坚持平均利润原则，即投资于各行业的资本能够获得大体相当的利润，这样整个社会的资本因得到最佳配置而产出最大。如果某些行业可以获得异乎寻常的高额回报，而一些至关重要的行业利润薄得像刀片一样，就会在总体上降低社会投资效率。实现平均利润的前提，是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
       历史经验证明，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必须坚持实体经济的原则。经济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要警惕拔苗助长地发展第三产业；要警惕产业空心化、过度虚拟化和过度金融化。即使服务业或金融业占GDP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也代替不了实体经济对一国经济发展无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先进的制造业，美国打不赢第一次世界战争。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痛定思痛，高调回归实体经济。德国之所以在此次全球性危机中表现良好，得益于其高质量的实体经济。拉美一些国家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就是过早大量发展服务业、产业空心化以及过早实行高福利的结果。
      我国经济跨过了粗放的、快速发展的阶段，步入了追求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的时代。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在当前，这一矛盾表现为落后的低端供给能力和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不是没有需求，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的总体水平提高了，但供给还停留在原来的层次，以致低端供给能力严重过剩，中高端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大量需求外溢，国内庞大的需求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总之，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不是简单地以速度论英雄，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
      在当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就是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调结构。调结构不仅包括各产业之间科学合理的比例和结构，还包括各产业档次的提升，比如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改造第一、二产业，更包括淘汰落后产能。落后的产能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源，生产的是无效产品，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通过调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市场机制发展良好、市场能自动出清的领域，政府就不要过多介入。对于清理僵尸企业这样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必须借助行政力量，但作用的方向是最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
      李义平，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