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周其仁：降低体制成本是增强竞争力的关键

　　我们通常会把降成本看作是企业的工作，看作企业、家庭、个人这些微观主体应尽的义务。这有道理，因为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地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经济困难，增强竞争力；随着利润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也在增加。

　　但是中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完成降成本这项任务，不可能面面俱到。为了应对当前经济局面，降成本的意义举足轻重。中国经济今天能在全球立足，靠得是比较成本优势。当然，我国的独创产品、创新产品，在未来大有希望；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对比较成本优势的依赖性还比较高。然而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些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是不足以显著下降的。限于我有限的理解、观察，也限于时间，我想以几类成本为例，说明为什么仅仅有企业和微观主体的努力还不足以完成好降成本这项任务。

　　第一类成本是法定成本。企业的很多开支，是在市场竞争当中形成的，如果这个员工你的企业想雇，我的企业也想雇，我们就要彼此竞价。这类成本是市场竞争和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也有其他成本是法律规定的。比如企业必须交税，必须缴纳社保。我们国家税收增长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快，甚至超过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要想降低这类成本，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解决的。我们的立法机关，以及制定行政、政策的相关单位，必须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性，要采取能够在实际工作当中见效的措施来降低成本。你不降，企业就熬不过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经济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无论是人工还是原材料，价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的下降速度却跟不上。因此，等不到市场成本降到可以承受的范畴，一些企业就支撑不住了。要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下岗潮，政府主动地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当然调整法定成本会牵扯到一大堆问题，经济下行，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随着税收降低，政府的开支问题就会凸显。所以根据国际经验，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开支的减少，否则，由此造成的财政窟窿短期看可能只是增加财政赤字，长期看却有可能变为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所以，应对这种局面，要有一系列的连锁对策，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第二类成本是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要付出的成本。尽管经济下行，机会总还是存在的。以我们的生活为例，在北京，虽然经济增长减缓，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拥堵得一塌糊涂，比如儿童医院。我路过几次，根本没办法通行。这说明什么呢？并不是我们培养的医学学生不够，而是潜在的、能够供给的医疗服务资源在对巨大的、潜在的，甚至不是潜在的医疗需求做出反应时遭遇了障碍。我国“医改”强调加强公共服务，这是对的；但加强公共服务、让更多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时，必须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增加供给。这不是靠喊口号、许愿，或是表达我们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意愿就够解决的。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愿意从医，愿意参与医疗服务。人不是生下来就要学医，学医的也不一定就要从事儿科工作，想要吸引更多人才，这就要靠价格机制。现在有一些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时要付出很高的成本。这就导致了供不应求。面对经济下行局面，这种供不应求让我们一方面为中国经济惋惜，一方面也对潜在机会抱有很大希望。

　　第三类成本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时，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我们看国民经济现象，比如房地产热，虽然全国库存过量，降库存的问题突出，可是与此同时深圳、上海、北京的房价却冲得非常高。为什么呢？仅仅靠货币政策去调整房价是不得力的，人们有购买力，却没有相应的土地拨向市场，土地分配无法对各地市场作出灵活反应。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一些地方还在苦苦降低房地产库存，另一些地方房价已经冲天而起，亟待调控。关键问题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现实的要求，应该以行政手段调控指标，由不同城市按现实的需求决定房源供应的多少。我们在深圳做过现场调研，房价飞涨的同时，有大量土地没有被好好利用，甚至有几百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被长期闲置。这些闲置土地能不能转换成住宅用地呢？这个事情是由全国的法规、全国的行政控制决定的，深圳说了不算。因此，如果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出反应，但无法获得需要的要素，降成本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缓慢。

　　上面提到的这三类法定成本：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作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我想把它们统称为体制成本。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发展速度走在世界前列，真正的秘密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发展中，我国某些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上升。如果不能把这个成本曲线降下来，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国应对转型，走出经济困境，争取更好经济前景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