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佛里曼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李稻葵现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谈万宝之争：“野蛮人”强过“没有人

    1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发表了题为“中国金融改革难题与现实选择”的演讲。他指出，特朗普上台后可能会做三件事，对世界金融来说是有风险的。

　　李稻葵还讲起去年他在全国政协的提案，“应该在上海、深圳等地设立全国高级证券法院，专门处理和证券尤其股市相关的各种法律纠纷。”

　　谈到万宝之争，李稻葵认为，中国的股市要搞好，除了法制要加强之外，一定要让资本的力量介入，“希望是文明人，但“野蛮人”也行，“野蛮人”比没有人更好些。”

　　以下为李稻葵的演讲实录，由思客编辑整理：

特朗普要做的三件事，或对世界金融有风险

　　最近，我和特朗普的团队有过沟通，2017年特朗普想在三方面干事：

　　一是减税。减个人所得税，相当于GDP的1%，这很厉害，马上会刺激消费。因为美国的民众有了可支配收入之后会马上消费，消费占GDP的1%，这是刺激性政策。

　　二是特朗普不仅针对中国，还要针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边界调整税”，相当于中国经济的VIT（增值税）。不同的是，中国收所有产品7%的增值税，不管是否进口。特朗普是直接向进入美国的产品收5%-10%的税，这个政策对美国经济本身短期是个刺激，进口产品价格贵了，本土企业就受益了。但它是违规的，因为它是歧视性的。

　　所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和德国、欧盟一起告他。怕就怕他是技术性犯规，和足球一样，我先犯规了怎么样，你先发球，我阻止你一场进球。如果他要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到WTO告他，但这会拖延时间，恐怕需要一年半载，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我算了一下，大概500-800亿美元/年，相当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1/10，我们是8000亿美元/年，也不少了。美国以前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很少的，现在增加了，虽然和中国不能比，但这个量还是不少的。

　　这三件事合在一起对美国本土经济是刺激性的。刺激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本土经济需求会上升，同时，美联储担心的通货膨胀会加快加息的步伐，这两方面一撞车，情况类似于里根总统上台之后。那边加息，这边经济活跃，对美国经济或许是好事，但对世界金融来说是有风险的。资金会加速回到美国，因为美国更需要美元，美国更需要资金，美国的利率长期、短期都会上升，这对我们是重大的风险。

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方式不对

　　我们现在融资出了问题，投资者找不到资金，其中有两大类比较突出的融资问题：

　　第一类，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事有意思，为什么十几年前不谈这个问题而要现在谈？中国金融有个变化，十年以前，我们主要的融资方式是靠非金融市场中介的融资，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创造了一个词“DNI”（国内没有经过金融中介的投资），包括自己借钱给亲戚朋友创业，温州老板通过地下钱庄借给朋友投资，甲企业赚了钱不分红直接投给乙企业，不经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这个比例非常高。十年前是70%，但这几年逐年下降，非正规渠道的、没有经过金融中介的投资量下降，难怪中小企业融资难了。

　　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发展一系列新型投资机构，像私募股权、担保公司、靠谱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这是中小企业问题，因为形势变化了，现在的企业和十年前不一样了，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企业，商业模式不是一下子能讲清楚的，靠非正规的私下融资越来越难了。

　　第二类问题，大量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方式不对。固定资产投资中大概20%是基础设施投资。大量投资到目前为止还是经过银行或准银行融资渠道来融资，这完全不靠谱。为什么？因为准银行包括信托，发债还是很少的。银行、信托的融资期限相对比较短，一般不超过五年，利率也比较高，目前是5%以上。很多地方政府是短期行为，不关心五年以后怎么样，只管今天借钱，利率再高也愿意借。

　　我2015年底去过贵州一个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我说你们欠多少钱？他说欠几百亿。我说你怎么保持融资？他说，借钱，信托借，利率接近10%。这就是问题，像这种长期投资，例如修高铁等，应该有长期政策性的投资机构来进行，比如世界银行、国家开发行，但我们在这方面缺位。所以，大量的银行贷款都去干这个了，反过来，使得应该从银行借钱的企业借不到钱。因此，他们竞相抬高利率，银行把这个钱以很高的利率贷给中小企业，那边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那个量大，一笔就出去了。

　　怎么办？必须要发展长期债券市场，和这个相关的，必须要发展一批类似于世界银行一样的投资机构，比国家开发银行还要专业，国开行现在是全牌照金融机构，定位上讲可能偏离了原始的设计，需要像世界银行这种模式，专门针对市场长期融资，政府担保，自己评估项目，给出比较低的利率长期融资，这样才不挤占我们宝贵的金融资源。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直接面对投资者

　　投资者很苦恼，城市很多白领现在一块儿聚会讨论最多的话题已经不是在哪儿买房子，该不该买房子，很多家庭已经有房子了，也不是工资涨不涨，收入涨不涨，最关心的是个人财富能不能够保值增值。

　　中产阶层最关心的是财富的投资保值增值。稍微扯远一点，政府如果要百姓满意的话，不仅要通货膨胀低、GDP增长、工资增长，更重要的任务是使百姓的财产不仅要安全，最好是稳定略有上升。

　　债券市场确实很大，这几年社会融资总量中大概12%是发的新债，包括企业债，但是债券市场现在主要是银行之间在买卖，没有直接面对投资者，所以和百姓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当然，你可以去买银行的理财产品，但是隔了一层。理财产品给你的是固定收益，债券应该是浮动的。这个机制不畅，那应该怎么做呢？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当然，债券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也是缺位的，债券必须要跟着破产，光有债券市场交易没有破产不行，要有破产的机制。

　　1985年出台的《破产法》，中间修改过一次，但据我的了解，现在用得非常不好，各种力量都在阻止一个需要破产、重组的企业去重组，都不愿意把问题暴露出来，这是不行的。

　　债券市场要发展，不仅交易要扩大，直接面对百姓，直接面对投资者，而且破产机制一定要做出来。有了破产机制出来之后，我们的投资者就会考虑风险，就会把收益率和风险结合在一起考虑，也会使得投资者必须仔细地看各种各样的评估报告，评估机构的评分也更加被关注，评估机构本身也必须要负责任。如果他评的企业是2A级的，结果很快破产重组了，这个评估企业信用就受影响。所以，债券要发展。

谈万宝之争：”野蛮人”强过”没有人”

　　除了债券之外，股市实在让我们伤心。过去这26年，如果20年前坚持撒胡椒面似地买股票，平均股票收益率2%不到，比通货膨胀还低，这样怎么能够让大家坚持长期投资呢？为什么股市不行？道理很简单，过去买股票，这是一种最没有约束力的金融产品，今天买了股票，明天他耍赖了，你作为小股东没办法。股市搞的好的小国家是怎么办的呢？无非是两大机制，第一大机制就是法律，打官司。

　　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缺位了。我在2016年全国政协会议提了一个提案，应该在上海、深圳等地设立全国高级证券法院，专门处理和证券尤其股市相关的各种法律纠纷，鼓励股民告那波人。我们的法律说，这事你说得非常对，但不归我们管，归全国人大管，我们没有设立这个机构的权利，我们法律处理了很多投资纠纷，主要是非法集资，不是上市公司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专业的司法机构，因为普通的司法机构一是搞不懂，二是有地方保护主义。

　　第二个缺失是什么呢？2016年有一仗，万宝之争，我们的股市要搞好，除了法制要加强之外，一定要让资本的力量介入，希望是文明人，但“野蛮人”也行，“野蛮人”比没有人更好些。

　　我是万科多年的小股东，也是格力的小股东，我知道它们的情况，也在不断跟进它们的情况，股价上不去，分红也不多。实事求是，格力是分红的，但问题是，主要的控制者没有大股权在里面，你可能觉悟很高，大的管理层持股很少，但作为一个制度这不可持续，控制权这么多，索取权这么低。

　　当然，外部人脑子里会有疑问，第一，会不会用你的控制权把你的现金流的索取权进行扭曲，对内部人有利？对不起，我再次强调，我非常尊敬王石先生，对他的操守绝对是放心的，但作为制度我们应该提这个问题。第二，过去20年你搞得很好，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再过20年你会不会头脑发昏呢？搞一些和你主业不相关的事，搞一些和你个人能力不相配的事呢？

　　所以，资本需要约束机制，有人讲是“野蛮人”，但我们缺位的是文明人。这场战争需要继续进行，不能停顿，不要认为因为“野蛮人”出现了，这场仗就不打了。没有这个战争，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的股市搞不好，或者好企业不上市。坦率地讲，上市不是所有的好企业的唯一渠道，德国就有很多企业不上市，华为没有上市，米其林轮胎也没有上市。我曾经和米其林掌门人请教过其为何不上市？他说，上市是“找死”，上市没办法搞超前的研发，还要接受股东的天天挑战。企业不上市也能搞好，关键是要有核心的控制层和管理层，而要走上市这个路，就必须接受资本的挑战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