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蔡昉，汉族，籍贯江西萍乡，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著有《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转型》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专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大代表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蔡昉：用改革把增长潜力释放出来

    核心提示：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的含义是，预计未来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长期平稳趋缓，得之于通过改革把增长潜力释放出来。这种增长潜力的唯一来源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改革领域非常多。

    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但是，遵从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正确认识、积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有望在中期和长期实现两个“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

    不应预期“V”字型增长速度反弹

    人口红利是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它的消失不可逆转，所以用这种动能回到原来的增长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V”字型是指回归潜在增长率，“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测算平均为7.6%，“十三五”是6.2%。用实际增长率减潜在增长率得出的正负缺口，反映我们是否充分利用了潜能实现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前，潜在增长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增长缺口为负，从需求侧进行宏观经济的刺激，可以回归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状态，实现“V”字型复苏。按照“十三五”实际测算出的潜在增长率看，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能力是相符的，没有缺口，不能指望回归。如果还形成“V”字型，那就意味着超越了自己的增长能力，可能是不健康、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要设下限与上限

    “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下限和上限应该是什么样的？下限肯定是按照“十三五”时期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是6.2%。上限是什么呢？潜在增长率加上可能的改革红利，如“三去一降一补”的效果，以及诸如户籍制度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虽然不是大幅度的效果，但是可以预期达到“十三五”时期平均6.7%。

    如果改革红利逐渐显示出来，在今后四年保持平均6.5%的话，最后的结果是增长速度逐渐向上限靠拢，接近于一个中近期的“L”型轨迹。由此可见，这个“L”型轨迹的取得得靠改革红利。

    为什么要设上限和下限呢？简单地说，设下限是必要的，如果突破了潜在增长率的底线，就意味着会出现周期性失业。我们不能突破这个底线，是保民生的一个基本需要。但是超越了上限的话，就意味着使用了刺激的办法，增加的流动性进不到实体经济，最后流向了那些和竞争力比较无关的产业，会导致经济泡沫。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严防发生系统性风险问题，就要有下限、上限，并在此前合理区间中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

    如何取得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

    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的含义是，预计未来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长期平稳趋缓，得之于通过改革把增长潜力释放出来。这种增长潜力的唯一来源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改革领域非常多。同时，这些改革也具有需求侧的效果。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清除制度性障碍，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会继续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这种劳动力的流动是改进生产率的，产生明显的供给侧效应。另外，户籍制度改革还有需求侧的效应，就是形成一个新的消费群体。

    二是“三去一降一补”，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还可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这些都可以提高潜在增长能力。

    三是通过教育和培训增强人力资本，通过生育政策调整和一系列政策提高生育率，可以预期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都是能够直接见效因而带来改革红利的供给侧改革。

    总之，长期看，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阶段，未来的增长速度越来越需要自主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潜在生产率必然是要下降的。但是，推进改革会改变这个变化的轨迹，改革带来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平缓乃至一定程度的提高，就可以形成长期增长的“L”字型轨迹，也就是改革红利。真正能够形成明显“L”字型轨迹，需要以最大力度改革为条件，因此，检验改革成效也是要看是否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