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中央的完整表述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认识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方针，首先需要把握与它的形成相关的背景。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处理好新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发展任务，中央的一系列大政方针非常值得进一步领会。十八大后的人事安排基本到位之后，经过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决策层显然在一步一步地把顶层规划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清晰化。

　　 三中全会解决的问题，是改革深水区必须要做的顶层规划，形成了“60条”，它是经济改革为重点的、但是已强调全面配套改革的设计。四中全会则把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非常明确地推进到司法改革、行政体系改革，以及宣传上不直接说、但是回避不了的政治体制改革。五中全会是系统化地把这种大政方针所依据的发展理念做了合乎逻辑的条理鲜明的表述：以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走向共同富裕。最粗线条地说，这样一系列指导方针的明朗化里面的关键词，至少是如下几个表述出来都是以“现代化”为趋向的基本概念的链接。

　　 首先，三中全会“60条”那么丰富的内容，涉及336项具体改革切入点的任务，如做出最主要的浓缩，核心的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简称“现代国家治理”。“治理”这一用语已经明显区别于我们过去说惯了的管理调控的“管理”，它所涉及的制度安排、机制连接，是要改变过去仅仅强调自上而下管理调控、掌控的架构，转变到必须对应“包容性发展”这一使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充分互动展开的一套新型制度安排，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达到调动一切积极性、释放一切潜力与活力、解放生产力的新境界。这种包容性发展理念，既是对我们整个统一市场多元主体互动和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各方多赢共赢的内在逻辑的肯定与指导，其实也对应于中国与全面开放进入总书记说的和其他经济体“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就是“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推动多赢共赢。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最基本的内涵。

　　 这种包容性发展、解放生产力，必须落到资源配置机制上，所以，第二个关键词就是“60条”中多次提到的现代市场体系，而且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述，终于把小平同志南巡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说到位了。当年邓小平以极大的魄力，以他有生之年后被称为“天鹅之舞”的超常规的南巡方式，奋力一推，使中央几个月内形成了最高层级的指导文件，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限制，当时也只能说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现在，又经过二十多年我们对市场经济的深化认识，在汉语语境里三中全会的“决定性”是说到位了，而市场决定性作用后面又跟着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这里面所包含的挑战，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实际生活里面我们过去终于已经认识到政府和市场应划清边界，要“井水不犯河水”式地各行其道，这当然体现了认识上的重大进步，但现在最新的境界是什么呢？政府可以跟市场主体以伙伴关系PPP来实行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政府怎么更好发挥作用？PPP体现了认识以“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进步。中国特色下，守正还要出奇。后面还会汇报自己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以现代市场体系的资源配置机制配合现代国家治理，解放生产力，在三中全会“60条”中又给出了过去中央从来没有以这样的高度来表述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要求，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就是说，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必须先解决好“以政控财、以财行政”，“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怎么用”这一套问题。因此，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首先审议通过的第一个配套改革方案，就是财税改革，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营改增，是财税改革中税收改革排在第一位的重头戏。至于大家关心的股市、房市，跟财税改革也都有种种直接、间接的联系，整体发展的配套改革中，财政要继续像80年代初、1994年和这次一样，打头阵服务全局。在强调全面配套改革的同时，财政改革要在推进过程中率先启动。这些我们是在三中全会之后，通过上面三个关键词的链接可以形成的基本认识。

　　 到四中全会，又推到全面依法治国。我对它的概括是，这是在现代化取向上与中央文件过去已有所表述的政治文明对接。中国整个的发展，需回忆一下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后一幅著名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把它进一步对应到我们现在必须把握的现代化趋向上的一些最基本的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大潮流来说。

　　 所谓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推进，归结起来有哪些只能顺应、不可能反向而行的基本潮流呢？看大势，首先第一条是工业化，中国的落伍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拉开了近现代史帷幕，一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内忧外患，终于在上世纪，出现三件大事依次展开，一是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二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我们整个版图的主要部分摆脱了内战，自“一五”时期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力求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上海等工业基地成为整个中国工业化的带头羊、领头雁，在传统体制下就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当历史给了邓小平机会，以改革开放这第三件大事打开新局面之后，“三步走”现代化战略构想贯彻中工业化已形成经济起飞的主要支撑并推进到“世界工厂”。工业化后面必然伴随的是第二个大潮流：城镇化。我们过去不论改革开放前后，对工业化的追求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关于城镇化的认识过去曾经走入明显的误区——想想十年浩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