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结构错配是主要矛盾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集中显现。”王一鸣说。
从需求侧看,房地产投资和汽车消费回落到个位数增长,“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需求结构转变。高品质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旅游、教育、养老、医疗和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与日俱增。
从供给侧看,2012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1300万,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发生变化,环境硬约束进一步强化,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条件发生变化。制造业迅猛扩张形成的巨大产能,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钢铁、煤炭、石化、有色、建材等传统行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利润水平大幅回落,有的行业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
经济增长放缓是需求不足吗?王一鸣认为,这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变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表面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供需结构错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王一鸣说。他表示,随着传统产业需求饱和,原有的供给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再简单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化解供需矛盾,投资的边际效应会明显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还会使现有矛盾和问题后延,潜在风险进一步积累。
改革推动市场预期改善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运行出现了一些变化。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回升。今年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年底上升0.5个百分点,较前3个月下降0.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7.2%,而去年年底最低时下降至1%。
消费增长相对平稳。今年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1%,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稳定,不过环比略有下降。从消费结构看,汽车销售小幅回升,食品类、家装类保持稳定。
出口降幅收窄。今年前4个月,出口和进口都是负增长。尽管4月份出口是正增长,但是整体上看,出口还比较低迷。不过,降幅有一定收窄。
此外,CPI同比连续5个月回升;PPI跌幅连续4个月收窄,特别是一季度大宗商品价格在回升,跨境资本流出压力缓解。
“从上述变化来看,经济形势有转好的迹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迹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化解钢铁和煤炭产能过剩的举措,推动了市场预期改善;同时稳增长政策增强了市场主体的信心,比如,较为充足的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进度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提前等。”王一鸣说。
经济企稳需满足三个条件
王一鸣认为,中国经济探底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投资的“软着陆”;化解产能过剩实质性启动;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能够抵消旧动力的衰竭。
“总的来看,投资增长有缓中趋稳的迹象。当前,房地产投资变化是决定投资走势的关键,而房地产投资有逐步走稳的趋势。”王一鸣说。
受产能削减和限产政策的影响,铁矿石、螺纹钢、动力煤和焦炭价格较去年低点的累计反弹已经有了一定的幅度。王一鸣认为,如果既定的产能压减任务能切实完成,PPI持续下跌的态势将会进一步扭转。“去产能面临阵痛,比如影响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人员的安置和债务的处置;‘僵尸企业’退出缓慢等,但是去产能势在必行。”
同时,中国经济新动力的成长抵消旧动力的衰竭,效果正在逐渐显现。比如,我国的旅游文化产业快速增长,电影票房市场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一。去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了4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保持了较高增幅。
“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不是周期性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经济很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如果能够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在经济探底过程中,2016年本轮经济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运行有望趋稳,中高速增长平台将基本确立。”王一鸣说。
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王一鸣提醒,中国经济需要重点关注几个问题。
第一,全社会杠杆率仍在攀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债务总规模持续快速上升。初步测算,截至2015年年底,全社会杠杆率已经超过220%。考虑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仍将大于名义GDP增速,2016年总杠杆率可能还会上升。而从国际比较看,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已经超过120%,高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短期内上升幅度过快,出现债务违约和局部流动性风险的概率也在上升。
第二,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泡沫风险不容小觑。
受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调、购置税减免等因素影响,居民实际购房能力提升约30%,房地产销售价格涨幅明显过高。而由于全社会资本回报率下降,理财产品和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往往通过加杠杆来提升收益率。若不采取有效的审慎管理措施,逐利资金通过推高杠杆率会助长资产泡沫,将加大流动性风险和债务违约发生的概率,增加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
第三,结构性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
随着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进入实质性阶段,原先通过调岗、轮班、放假等安置人员的隐性失业问题将逐步显性化。外需订单减少、机器换人、部分企业向境外迁移,将进一步加剧低技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就业难度。
第四,南北分化明显加剧。
转型起步较早的南方地区,以广东为例,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工业增加值增长6.9%,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6.8%。而转型滞后的北方地区,以辽宁为例,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下降1.3%,工业增加值下降8.4%。这反映了结构调整的差异。
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要强化预期改善与经济企稳形成良性互动。”王一鸣说。在他看来,要保持政策定力,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供需两侧协调发力,引导和维护好已经改善的市场预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会在短期内形成一定的收缩效应,债务风险和隐性失业压力有可能释放,需要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对冲作用。”王一鸣说。
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今年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主要用于减税降费,加大对民生等薄弱环节的支持。
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要疏通传导机制,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再次,市场预期管理需要加强。稳预期的关键是稳政策,要加强政策沟通,提高透明度,减少误读空间。
重构经济新平衡
要重构新平衡,就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王一鸣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但从实际效果看,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低位,投资和国际贸易并不活跃,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经济未从根本上转入持续复苏的轨道。面对这种困境,不改革将没有出路。
今年中国经济的五大重点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对此,王一鸣给出了一些建议:
在去产能方面,要积极探索用市场化的方法出清产能,坚决处理“僵尸企业”,并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
在去库存方面,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同时,要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比如,在人口净流出地区控制房地产用地供给量,提高保障性安居工程货币化安置比例,创新融资模式使租赁企业可以盈利,鼓励农业转移人口购买城镇商品房等。
在去杠杆方面,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要积极稳妥去杠杆。比如,企业的资本结构必须要有大的改革,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等。
在降成本方面,要在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五险一金和电力价格等基础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
在补短板方面,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还是创新。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研发和创新,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经济下行既是压力,更是机遇。不要轻易浪费经济下行中推进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机会。”王一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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