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效应的凸显，我国工业企业的发展面临持续考验。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主要靠内需。钢铁工业产能过剩是在全球多种产能、供给过剩背景下产生的。目前全球钢铁需求进入相对稳定甚至缓慢下降阶段，因此靠外需来消化过剩产能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钢铁工业的出路在于提高和改善钢铁产品质量，扩大钢铁下游产品的使用，并且能够扩大出口，这才是保持高产能的出路所在。但国际市场的容量就是那么大，而且有强劲的竞争对手，扩大市场并不容易。

过去30年世界钢铁工业需求增量主要在中国

1951-1980年的30年，国际生铁产量、钢铁产量分别从1.34亿吨、1.89亿吨增加到5.684亿吨和7.871亿吨，分别增加4.344亿吨和5.981亿吨，其中中国分别增加0.4亿吨和0.35亿吨，中国的贡献分别为9.20%和5.85%。

1986-2015年的30年，全球生铁和粗钢产量分别增加6.237亿吨，8.50亿吨，其中中国分别增加6.84亿吨、7.445亿吨，中国的贡献分别为109.67%、87.60%，剔除中国的产量，全球生铁产量不仅没有增加，还下降了3830万吨，粗钢产量增加了9150万吨，年均增加微弱。

由此可见，过去30年全球生铁产量主要是中国生产和供给，其他国家产量在减少，而生铁的需要主要是中国，中国生铁出口很少。这意味着过去30年世界其他国家对生铁需求总量没有增加而是在减少。事实上从2000-2014年的15年，全球铁矿石增量的99%是中国消费的。由此可见，如果中国铁矿石进口需求不增加，世界铁矿石需求就不会增加。

世界粗钢产量在过去的30年平均每年增加30万吨左右，如果用35年的数据（1981-2015），全球粗钢产量增加7380万吨，年均增加只有21万吨左右。从2007年世界粗钢产量（不包括中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85100万吨之后，就再也没有超过这一纪录。

这说明，除中国之外，全球粗钢需求量进入相对稳定甚至缓慢下降阶段，世界每年粗钢需求大体在8.1-8.3亿吨之间，目前是高水平阶段，今后的趋势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中国人均钢铁水平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难以持续提高

过去的20年，全球累计生铁产量165.73亿吨，粗钢产量233.16亿吨，同期中国生铁产量76.706亿吨，粗钢产量82.404亿吨，分别占世界累计产量的46.28%，35.3%；而在最近的10年世界生铁累计生产104.2亿吨，粗钢144.54亿吨，中国生铁产量59.375亿吨，粗钢产量64.696亿吨，分别占世界总量的56.98%，44.76%，而2015年当年中国生铁和粗钢产量分别占世界的59.52%和49.5%。

中国人口占世界只有20%，但是，生铁和粗钢产量和需求量分别从2000年和2002年开始超过20%，而且持续了10多年，2015年我国人均生铁和粗钢产量分别达到了500多公斤和近600公斤。2015年世界人口72.2亿不到，剔除中国人口外为58.6亿人口，不计算中国人口，2015年世界人均生铁产量不到80公斤，人均粗钢产量140公斤。

从历史经验看，主要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人均生铁和粗钢高水平持续发展阶段，比如美国1974年人均生铁达到453公斤，粗钢达到690公斤；日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人均生铁和粗钢产量，1974年日本人均生铁和粗钢产量分别为905和1172公斤，到1985年依然保持着人均735公斤和960公斤的水平，2015年人均分别为661公斤和873公斤；德国1974年人均生铁和粗钢产量分别为707公斤和1050公斤，1985年保持着570公斤和732公斤的高水平，韩国2005年人均生铁和粗钢分别为559公斤和994公斤，2015年依然保持着932和1428公斤的水平。依此来看，中国的钢铁工业按照人均水平不算高。

但是，我们看看美国和英国，则是另外一种结论。其人均水平达到一定顶峰之后，就再也没有创历史新高，而是持续不断地下降。美国1974年粗钢产量人均690公斤，1980年下降到500公斤，1985年下降到370公斤，2015年只有254公斤；英国在1974年粗钢产量达到人均442公斤以后，逐年下降，1985年只有306公斤，2015年只有186公斤。

日本、德国、韩国为什么能够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较高的人均钢铁产量水平？根本原因在于这三个国家钢铁以及耗用钢铁的产品出口发挥了巨大作用。

德国出口的钢材长期以来占钢铁总产量的50%左右，德国乘用汽车出口2014年达到430万辆，而工程机械、家电以及其他钢铁产品出口也是德国的长项，可以断定，德国境内自身的钢铁使用人均水平应该和美国、英国水平接近。

日本是钢铁生产、钢铁产品出口大国，日本的钢材一直保持高水平的出口。日本钢材出口一直保持每年4000-4350万吨的水平，占粗钢产量40%以上，汽车出口保持在450万辆左右，再加机电产品、船舶和其他钢铁产品出口，日本国内人均使用水平也不高。

2015年前10月韩国出口钢材2610万吨，一年3000万吨以上，占韩国粗钢产量接近50%，汽车出口300万辆左右，外加船舶及其他钢铁产品出口，国内人均水平也不高。

由此可见，几个钢铁生产大国，尤其是人均产量大国，不是因为其内需水平高而保持长期高水平，而是因为其主要需求是出口才保持了高水平的人均水平，钢材的出口一般达到粗钢产量的40%甚至50%，并伴随使用钢材产品的汽车、船舶、工程机械设备、机床、机电产品出口，如果没有这些出口作为支撑，保持高水平的人均钢铁产量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钢材主要是内需，外需有限。在2005年之前，我国钢材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进口，出口相对较少。目前进口钢材每年依然在1300-1400万吨左右，虽然出口钢材1-1.2亿吨，但占国内钢材产量只有10%，我国钢材出口占目前钢铁产量的30%-40%以上，需要漫长的时间过程，目前的技术和知识产权都不可能支持我国钢材的持续高水平出口。

钢铁工业结构调整：压力巨大，任重道远

我国的钢铁工业发展主要靠内需，在内部产能、供给过剩的背景下，逐步加大了国际市场的开拓。应该看到，这个过剩是在全球多种产能、供给过剩背景下产生的，而且是产能、供给、市场需求大国向市场需求相对小、而供给能力相对充分竞争的世界市场进行开拓，市场的扩大不容易实现。

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模式应该是美国、英国模式加日韩、德模式。也就是说，主要以国内需求为主，以出口为辅。根据这一模式，考虑到国际竞争和各国需求（如印度等会增加钢铁产能，主要发达国家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竞争水平）以及历史经验，我们预计，如果出口能够保持在1-1.5亿吨左右，并有相应的汽车、工程机械和设备等钢铁产品出口，我国生铁产量和粗钢产量将逐渐下降。

未来5年内我国生铁产量会下降到400公斤/人，人均粗钢产量下降到500公斤/人，到2025年将分别下降到300公斤/人和400公斤/人。以此计算，2020年，我国人口14亿，生铁产量应为5.6亿吨，粗钢产量7亿吨，到2025年人口14.2亿，生铁产量5.26亿吨，粗钢产量5.68亿吨，即使乐观估计，也不可能增加生铁和粗钢产量，因为我国建设耗用的钢铁产品回收的废旧钢铁比例将提高。

按照这一水平，我们进行10年的设计，未来10年我国将累计生产生铁57亿吨，粗钢68亿吨，而这一水平超过了2006-2015年10年累计的粗钢产量3亿多吨，生铁产量略少2.4亿吨左右.应该说，这是一个乐观的估计。

根据10年生铁产量计算，即使国内不生产铁矿石，按照进口铁矿石含铁量平均48%的水平计算（澳大利亚的水平），我们需要进口118.75亿吨铁矿石，平均每年进口11.8亿吨左右。事实上，2015年我国进口铁矿石9.5亿吨多，炼铁产量应该在4.38亿吨左右。

2015年国内铁矿石产量13.7亿吨左右，生产生铁3.84亿吨左右，由此可以计算，2015年我国的生铁产量大体在8.2亿吨左右，即使扣除库存，也应该在7.7亿吨左右，这对我国钢铁工业来说，将人均水平提高了，后续的产能压缩压力更大，对世界铁矿石的需求更难增加。如果我国进口铁矿石的含铁量提高，进口铁矿石难以增加，只有国内停产才能增加进口，而国内停产也存在一定难度。

总体预计，未来国内铁矿石将依然保持10亿吨左右的产量，大体炼铁3亿吨左右，国外进口保持在目前水平相对稳定或微弱增长。

以上数据和事实说明，从中国的需求来说，未来钢铁工业和铁矿石需求都不会再出现新的繁荣。唯一存在突变的因素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是两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印度的人均粗钢水平只有65公斤，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印度市场的开发，可能不同于中国，寄望于未来10-20年内，印度出现中国那样的繁荣和需求，不容易。

世界粗钢产量从1.83亿吨增加到8.2亿吨用了65年（不包括中国），而我国用了15年时间。世界对钢铁的需求是缓慢增长的过程，产能过剩及其调整时间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钢铁产品用途不断扩大，中国15年增加产能达到世界总和，其结构调整就不是短期所能够完成的，需要更长的时间过程，必须从长远角度设计钢铁工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中国钢铁工业的出路在于提高和改善钢铁产品质量，扩大钢铁下游产品的使用，并且能够扩大出口，这才是保持高产能的出路所在。但国际市场的容量就是那么大，而且有强劲的竞争对手，扩大市场并不容易。

压缩供给，大幅度压缩生产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未来10年生铁压缩产量需要达到至少1.65亿吨，按照2015年的估计数7.7亿吨来说，至少压缩2.4亿吨生产，粗钢压缩2.36亿吨，按照2015年的估计数需要压缩生产3亿吨。什么样的企业在产能压缩中继续生存和发展，就看企业如何适应市场和需求，能够保障市场份额不丢失。（陈炳才，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