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供给方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古典经济学应该是值得我们反复读的。因为其中有很多原理讲得很清楚，古典派是均衡论者，从均衡论的角度出发，供给跟需求互动，供给创造需求、需求也创造供给。但古典派的学说是在工业化初期的，它没有预料到以后会发生那么重的经济危机，1929经济危机。

　　所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用古典派就不能应付当时的情况。这个时候凯恩斯出来了，凯恩斯原来就是均衡论者，是新古典学派中的一员，所以他早期的著作都是货币均衡方面的理论。在30年代初，凯恩斯观点转变了，他从均衡论者转为非均衡论者，而且成为非均衡论者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非均衡论主要是资本主义是非均衡的，它的就业问题没法解决，他用一大套理论证实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会发生需求的不足。那需求不足的对策是什么？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注重在需求方面，因为是近期能够见效的，需求管理理论是凯恩斯最重要的代表理论了。他认为必须宏观经济调控，才能从非均衡转入均衡状态。这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方国家的主导思想，在西方国家一直在运用凯恩斯学说，根据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应该着重在需求不足刺激需求，需求过多抑制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凯恩斯是主流，所以非均衡理论占了上风。

　　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新问题，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滞胀，滞胀什么意思？既有经济停滞但是还通货膨胀，在凯恩斯理论说不通的，因为凯恩斯理论认为如果总需求大了那就是通货膨胀，如果总需求不足了那就是失业，有失业就不会有通货膨胀，有通货膨胀不会有失业，为什么两个同事发生了？凯恩斯经济学没法解释，需求管理没法解释。当时美国总统是尼克松，尼克松找了凯恩斯经济学派经济学家来作答，你们说滞胀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说了，因为情况发生变化了，不是凯恩斯时代的情况了，什么变化？当前经济中出现了两个垄断力量，一个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操纵了工资的涨跌，工资只能升不能降，这就形成了工资的刚性。另一个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垄断了价格，价格只能涨不能跌，形成了价格刚性。一个工资刚性，一个价格刚性，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游戏，这种游戏被称作为“青蛙跳”，蛤蟆跳，什么意思，就是幼儿园的两个小孩，一个蹲在地上另一个从他身上跳过去，然后再蹲下再跳过去，就是工资物价轮流上涨就形成了滞胀，滞胀怎么办？他们给尼克松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只有采取管制的政策，工资冻结，于某年某月某日起工资不让涨了，物价限制，于某年某月某日起限制物价不能涨了，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尼克松的这套新经济政策怎么管用呢？乱了。

　　工资不让涨，暗涨，不然工人不干了。以奖金、以补助等等。物价不让涨，那就不卖了，转入地下交易了，结果物价涨得更快。结果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了。下台之后的总统卡特没有解决滞胀问题，滞胀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就是里根总统上台以后采用供给学派的政策，没有用凯恩斯的宏观调控，采取了供给式，供给式当时两个主要政策，一个政策是减税，只有减税才能增加供给；第二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才提出新产品、新营销方式，这样产品才有销路。

　　终于在八十年代，美国经济摆脱了滞胀，这个理论说明什么呢？我们国家的政策，在前一个阶段，实际上用的是凯恩斯的政策，需求管理政策。所以说，如果经济不行增加信贷、增加财政支出。看看又不行了，又把信贷政策收了回去，仍然在这里徘徊，理论上没有摆脱凯恩斯的非均衡的政策观念。今年提出供给方跟需求方都要改革、都要发力，而且当前重要的是在需求方的改革，需求侧的改革也一样。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重新温习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当然它是工业化前期了，但是供给双方都发生问题的时候进行改革是必要的。比如说萨伊两个重要的观点，一直在经济学界被承认的，一个是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供给被简称为萨伊定律，这是对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因为有了就业就有收入，有了收入就要消费。

　　第二个要创新，如果在供给方发现有制度的阻碍的时候，这里所谓制度的阻碍就是政府干预的时候，应该清除这种阻碍恢复市场调节，市场调节供给方就能够进行了。这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涉及到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萨伊有一个观点是我们不能统一的，因为他在资本主义初期，只要供给发生作用，只要需求也跟它配合相互联动的话，那么不会发生大的波动，经济是稳定的，马克思就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是稳定的，错了，就把它列入了庸俗经济学家之列，实际他是古典派的经济学家。

　　还有要发生变革，在需求方面，跟凯恩斯理论不一样，因为凯恩斯只管近期分析。供给方的问题长期信贷的问题，还有结构调整问题，都属于中期的任务。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经济情况不了解，就认为萨伊的观点是错的，其他的观点都错了，不对，他这个观点，资本主义可以长期保持稳定，因为19世纪初期能够预料到100年以后发生大危机吗？1929年的大危机吗？萨伊的书出来是被禁止的，因为他是法国人，当时拿破仑主政，拿破仑主政政府管制，政府干预政策，所以拿破仑认为萨伊这个主张是市场调节，就禁止他发行。只有拿破仑倒台以后才重版。

　　照凯恩斯的做，从需求方面讲结果养成了一个病，宏观调控依赖症，没有宏观调控就不行了，没有宏观调控政府官员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翻来覆去说，我们要适度的调整，要重在预调、重在微调。但是后来说要定向调控，这都对的，但是观念上没有变，仍然是在靠需求观点。

　　所以我们说这是重温古典派的原理，供给方要调整，供给方遇到阻碍加快改革，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难！当前我们要供给方调整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供给方调整严重的结构的失衡，结构不行，产业结构为什么不行了，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你说要淘汰过剩的产能，过剩产能怎么来的？都是新建的企业，本来已经有点过剩了，什么钢铁、玻璃，结果扩张，扩张成立新的企业，你把新的淘汰还是把旧的淘汰？旧的淘汰又有问题，工人下岗怎么办，新的你刚建，有的还没有开工，撤掉、换掉？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供给方的调整一定要有完善的市场主体，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市场不能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那怎么行呢？所以在中国要结构调整，必须和国有企业改革联系在一起，必须和国有企业怎么让他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而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这是当前重要的。总理老说壮士断腕，断啊，干嘛不断，还老拖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应该有个看法。就是我们来使得供给方，真的是市场的独立主体，这样他就能根据情况来调结构了。调结构是要痛的，但是一定要过这一关，过不了这关，就算经济上去了，加大宏观调控，又超过7%、8%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有用呢？结构没有改。

　　第二个结构方面的改革就是人力资源结构要改革，人力资源跟不上供给方的变化，这样是不行的，人力资本的素质提高，这是跟生产方面的结构调整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现在一定要注意，劳动力的再训练，劳动力的培养，要鼓励更多的专业人员能够到市场上去，帮助创业、创新，这个我们讲已经有希望了，大家如果有时间，到北京的中关村(9.23, 0.16, 1.76%)去看看去。

　　中关村的那些咖啡馆都坐了满满的，天天有那么多人，都是年轻人，在那干嘛？在那交流自己创业的经验，等待企业家看中买我的发明，这个变化是很了不起的。美国华盛顿邮报登了一篇文章，要看中国的未来要到中关村看看去，坐下听听那些年轻人在聊些什么，这是中国的希望。30年前比尔盖茨这些人都是在大学城周围的咖啡馆里出来的人，所以我几次到外省去，他们说我们也有了，这是好现象。

　　还有应该看到，人类资本的创造促进了新的观念。现在有个字，大家知道吗？叫做“城归”，过去没听说过啊，过去只听过海归，海外留学回来然后他就在国内找工作，这批人叫海归，海归是有了，“城归”是最近两年才有的，出去打工七八年、十年了，专业技术学会了，有本领了，回农村了，积累了钱，创业去了，在那里或者搞跟农民的生产服务、生活的服务，你都不要动手我替你全包了，农民也欢迎，还自己开店，自己创立小微企业，这也是他们做的。

　　所以说，中国的农村也在起变化，中国农村现在出现一个词，不下农村的人听不到，就是“家庭农场主”，过去只知道美国加拿大有家庭农场，西欧、北欧有家庭农场主，现在中国也有了，中国现在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心定了，确权以后他就安心经营农场，别人去打工了，把你土地租下来，转包下来。而且我看到本地农民不一定在本地搞家庭农场，到外地去了，因为我在城里有门路了，我就工商业去了，小微去了。浙江我去看了，他的田安徽农民来的。苏南农民走了不种田干别的去了，苏北农民来的。田总有人种，不用着急。今天是安徽人到浙江来，安徽如果发展了，可能有更西部的人到浙江来种，田总是有人种的，而且家庭农场主的概念已经传到第二代了，不要小看这些家庭农场主的第二代，家长对他们的要求，在几个地方看得很清楚，要求的非常严格，要想接我的班先干活，懂得农业的过程，懂得农药、化肥、新种子、新品种等等，各种各样的他都要做，不然不教给你，宁肯转包给别人。

　　所以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起来，这就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起来的。对中国的问题要有信心，老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没了，不符合事实。中国的人口红利旧的逐渐淡出，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正在涌现，其中包括大量创业创新的年轻队伍，也包括“城归”这样一批人，也包括今天的农场主和他的下一代。

　　所以说，中国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出来，至于说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说6.5%的增长率，就这么奇怪，早在预料之中的，因为进入新常态就要下来了，问题就在今后是不是还会下降，你要担心这个问题。既然是中高速增长，6%以上就行了。关键在于要提供新产品，要创新，创新的最大问题是政策，真是应该走供给学派讲过的道路，免税、减税，不减税、不免税这是起不来的。

　　我不是搞保险的，但是这个保险会既然来讲了，最后一段我就讲对保险的一点想法。

　　经济学里面从来都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就是假定每个人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追求最小成本的人。对保险业来说经济人假设是不够的，应该说保险业是经济人假设加社会人假设，人是社会人不一定是经济人，何以见得人越来越多是社会人呢？比如说一个人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自己投资，A、B两个地方，A利润率高、成本低，能赚钱，B利润率低，成本高，不一定赚钱，甚至还赔钱。一般作为经济人肯定选择A，但是作为社会人就不是这样了，我就选择B，为什么选择B？因为这是我的家乡，这是我从前居住过的地方，我因为从这里出来的，我自己发达起来了，看到这个地方还是那么穷，我就办工厂吧，让大家就业吧，这就是处于社会人的假设。

　　比如还有一种理论，我为什么在这里？因为当年我在这里工作过，我曾经做过一些对不起乡亲的事儿，今天我发展了，我觉得我曾经对不起家乡人民，我在这里投资，将功补过，来忏悔。这也是社会人啊。

　　还有一种可能，我为什么在这里投资？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都看不起我，我现在回来就办个工厂给你们看看。

　　这就表明了我们作为保险事业来讲，既要有经济人的想法，也要有社会人的想法。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经济的调节是三种调节，第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是无形的手进行调节；第二种调节政府调节，政府是个有形的手，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进行调节。难道就这两种？市场出现多久？两千、三千、四千年、五千年顶多了，在原始部落瓦解的时期，在部落成员之间开始有交换，政府的出现就更晚了，有国家才有政府，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时候少说有几万年，在漫长的社会中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也不会有政府调节，但是人类存活下来了，什么力量在调节？道德力量在调节，一个巨大的社会动乱时期，市场失灵了，政府瘫痪了，人类社会存在下来了，市场失灵了没有市场调节了，不按市场规则办，政府瘫痪了没有政府调节了，但是人类社会还是存在下来了，靠什么？靠道德力量调节。

　　所以，对保险业来说，既要看到社会人的假设，也要加强道德力量调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