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经济下行趋势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对策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国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增长，调结构。然而，目前经济下行的惯性仅靠通常情况下的需求拉动，已难以实现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局面，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家曾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每年发行长期建设债券1000多亿元，进而改变了需求不振、通货紧缩的局面。当时，不仅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进入新世纪之后长达近10年的黄金增长期奠定了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扩大内需的对策，难以克服经济下行的惯性。

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当前，国民经济中的矛盾很多，但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这是30多年来投资率不断攀升、消费率不断下降的结果。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生产能力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一规律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成功地解决了计划经济下的“短缺”难题，但由于搞市场经济才短短20年的时间，对市场经济的规律尚未完全掌握，特别是如何应对市场经济下的“过剩”缺乏经验，更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人均消费支出只有美国的l/12。6亿多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到城镇居民的1/3。在这样的发展水平上出现的经济增长乏力，不是别的什么原因，一定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以致于未能把增长的活力释放出来。

警惕通货紧缩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

我国PPI已连续39个月下降，CPI也降至1%左右，表明通货紧缩迹象已比较严重。一些企业也形成不良预期，缺乏投资积极性，特别是煤炭、钢铁、房地产等行业困难加大，一批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加大，持续下去将出现一些企业倒闭，引发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甚至金融动荡。如果等到出现这种局面再来采取措施，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央提出要防风险，主要就是防止通货紧缩引发的风险。

应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债务率不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的空间。建议扩大长期建设债券的发行规模，通过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等措施，引导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方向，促进结构调整。

近4年来，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紧缩的政策，要改变紧缩的货币政策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说近些年来实行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1991年到2010年的20年间，我国M2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5%，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0.3%，M2增速为GDP增速的2倍。20年的数据表明了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了一种客观规律性。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快速成长期，M2增速保持在GDP增速的2倍左右是合理的。长期高于2倍，会出现通货膨胀；长期低于2倍，则会出现通货紧缩。反观我国2011-2014年，M2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3.5%，比此前20年的增速陡降7个百分点。同期经济增速随之降为8%。今年1-4月，M2的增速进一步下降到10.1%，比前4年又下降3.4个百分点。近4年多来，M2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对经济减速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调整结构，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是调整总量。出现总需求不足，主要应通过扩大货币供给加以解决。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以货币化率已偏高为由，主张收紧银根。其实，他们忽略了中国证券化率明显偏低这个事实。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足，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因此，我国货币化率略高一些是合理的。为了防止银行贷款过量流入股市，制造资本泡沫，应按照规划确定的方向和重点，实行点贷或窗口指导。这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成功经验，目前依然有效。今年以来，出现银行贷款用不出去的新情况，以致不久之前央行正向金融机构回购流动性上千亿元。这是由连续几年经济下行造成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带来的结果。对此，只能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强化民间投资鼓励政策解决。总之，稳增长亟待货币政策的支持。

加快对阻碍城乡一体化的各项旧体制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促进城乡居民收入逐步均等化。再次聚焦农村改革，挖掘农村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根本举措。

当前，应当把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连为一体来推动，核心在于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通过土地抵押、担保、转让，促进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农业现代化将增加对农用工业资料的需求，新农村建设将增加对建筑材料的需求，农民工市民化将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把6亿多农村人口和2.8亿农民工的巨大需求和活力释放出来，足以支持我国经济以7%以上的速度持续发展到2030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曾提出，允许土地的占补平衡在省域范围内进行，但至今仅允许在县域范围内进行。最近到河南新乡市调查，农村宅基地退出并复垦后，新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若在县域范围内出售，一亩只能卖5万元；若在地级市域范围内出售，一亩可卖到20万元；若能在省域范围内出售，一亩可卖到50万元。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市民化紧密相关，需要综合配套，整体推进，才能取得突破。有人担心，土地制度改革会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事实上，改革到位，不仅不会减少耕地，反而会增加耕地。目前，农村宅基地共2.2亿亩，农村人均建设用地为城市的3倍多，有大量空心村。在城乡结构的历史性变革中，土地制度改革长期滞后，已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重庆市5年来实行“地票”市场改革的经验证明，承认农村土地的商品属性，允许农户对耕地承包权和对宅基地的使用权抵押、担保、转让，允许其进入城乡要素市场，可起到“一箭三雕”之作用：一是可以促进耕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土地集约化经营；二是可以增加农民转让耕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三是可以实行农民工退出宅基地与在城市购买保障房挂钩，让4.2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团圆、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