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学会“人民币加入SDR国际研讨会”上发言，并独家授权《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他表示：“在已经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30% 贡献率的大国经济体，其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一种历史趋势，谁也挡不住。是否加入SDR，只是个时间问题，根本不用担心。”但他也强调，“人民币最终能否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不主要取决于是否加入SDR(这是结果)，而是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不会因人民币不能加入SDR而停顿下来。”

　　夏斌建议，“应在坚持金融开放不动摇的同时，在进一步开放上，应不设时间表。金融开放必须兼顾与中国境内各项改革的协调与配套。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恰恰是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贡献。”

　　以下为夏斌演讲全文。

　　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一个历史过程

　　应该说，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从未正式想到人民币要成为世界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尽管在上世纪末官方机构曾提出过未来要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那只是相对于实现资本项下开放这一改革目标而言。

　　最早在中国学术界开始热议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是从2008年美国爆发“百年一遇”大危机开始。是美国危机给了我们重新思考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机遇。我曾在2008年底反复宣传，中国从1949年以来的金融史可以说有3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1949-1978年，中国没有市场意义上的真正的金融，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孤儿。第二个30年是1979-2008年，经过30年改革，可以说中国的金融好容易成了世界金融棋盘中的一枚棋子，但是是在被动地、不自觉地下棋。从2008年截至的下一个30年，“路怎么走”?原来并不清楚，基本限于“华盛顿共识”的内容范围。是2008年的危机让我们看清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太平的重要根源之一，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缺陷。当时正值中国GDP实力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又正在赶超日本要成为世界第二。赶超中中国经济崛起的逻辑决定了，人民币不仅要追求普通小国金融开放一般意义上的本币可自由兑换，同样还要追求不管是出自中国利益还是世界经济稳定利益的大国货币的国际化目标。因为东南亚、亚太国家以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为与中国这一大国的贸易需要相适应，稳定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样需要人民币能逐步承担起修补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更多的责任。简言之，其实是21世纪后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的矛盾，决定了人民币要国际化，要承担起主要储备货币的责任。

　　但是，我们同样也清楚，和欧元可以在一夜之内宣布在某年某月某日实行流通并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不同，人民币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必然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时间的漫长性这一点上可比像美元。美元发挥主要的国际储备的功能其真正发迹的时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美元国际化地位的确立是在1944年。决定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这一历史过程的长短，主要是由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渐进特征所决定。因为人民币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必须基于在国际范围内的货币计价与交易的功能。在当今全球范围主要为浮动汇率的制度下，这一切又要求人民币必须浮动，资本管制必须取消。长期以来，中国汇率与资本管理的改革步子较慢，是与中国国内的企业改革等其他改革直接相关。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生病，中国吃药过多”(宽松财政政策中4万亿人民币约600-亿美元的刺激)，遗留的系统性风险问题更是拖了汇率与资本管理改革之后腿。所以，21世纪中只要不发生大的意外事件，我们在看到人民币必然成为下一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历史趋势的同时，又必须看到，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又是一个历史过程。

　　历史过程的简要回顾与依据

　　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功能的培育，对当今中国政府而言，在金融领域，重点在汇率和资本管理的改革。中国在继续几年来汇率渐进改革基础上，今年8月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确定制度又进行改革的同时，资本管理的改革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从QFII、QDII到RQFII、RQDII，从“沪港通”到放宽境外央行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市场，从上海自贸区等人民币离岸市场改革到允许境内自然人开办境外PE投资试点，从允许香港银行业在中国深圳发放人民币贷款到前不久刚刚宣布财政部以后按周滚动发行三月期国债，以培育储备资产功能等等。这一切表明，中国政府在汇率与资本管理改革的态度上始终是坚定不移的。

　　正是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使得一个被有些人认为不积极改革的国家及其货币，经过2009年以来短短六年的努力，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世界第四大支付货币，世界第六大交易货币。目前，已有超过100个国家的1000多家商业银行在使用人民币支付。有30多个国家的央行机构将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金额达6700亿元。中国的央行也已与35个国家的央行建立了货币互换协议，金额高达3.1万亿元。前不久，中国又宣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正式开始运营。如果外汇交易时间延长至晚上11:30，可复盘欧洲交易时段。正如Swift的朋友所说，“我们每个月都能目睹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进步。”

　　尽管如此，现在有人仍担心人民币的“自由使用”问题，无非是担心持有人民币后不能自由进出中国境内，无非是嫌中国境内的人民币市场“池子”太小。就前者而言，近几年事实表明，人民币进出的“池子”的通道是在不断地加宽。就后者而言，一系列数据表明，此担忧根本不必存在。目前，中国境内股市市值总额一直徘徊在全球第2和第3名之间，今年5月占全球市值的10.8%。中国债券市场未偿余额44万亿元，排美日之后，为全球第三。信用债余额排美国之后，为全球第二。中国的货币市场交易规模2015年8月达到45.1万亿元。全球官方储备2014年底11.59万亿美元，按现有货币市场份额格局，如果拿出全球官方储备的10%投入中国市场，折人民币仅7.1万亿元。如果分三份，等额分别投资中国的三个市场，如以上所述，则相当于中国今年9月底股票流通市值的6.9%，债券市场规模的5.4%。货币市场交易规模的5.3%。尽管此例子不尽贴切，但是起码可以说，正在不断扩大的中国金融市场规模，是能够适应各国对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所需的各种功能。

　　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影响

　　人民币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逐渐确立，既然是适应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以及修补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是历史性趋势，自然，适应这一变化而出现的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结构的变化，肯定也是有利于国际间各货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改善与修补的现实选择。

　　我们是寄希望一个超主权货币的出现，但是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现实下，我也认为，更多的是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点上我同意蒙代尔的观点：从整个货币史看，金融大国从来是拒绝国际货币的改革。因此，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我2009年在中国国内说过，“一极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今后20年、30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基本格局。即以美元为主，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多国货币的竞争与合作体系。

　　对于国际社会在以往以及今后就SDR作为超主权货币作出的各种努力，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因为毕竟这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是有利的。但是，对于SDR能否来完全替代现实国际货币体系的想法，我认为现在是过于理想化的。

　　所以，上述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功能培育的历程表明，对人民币加入SDR的态度一向是积极的。同时，基于对现实国际货币体系的清醒认识提出下述的观点，我认为同样也是需要的：即人民币加入SDR肯定有利于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但是人民币最终能否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不主要取决于是否加入SDR(这是结果)，而是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不会因人民币不能加入SDR而停顿下来。从长期看，如果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央行的货币与利率政策，会通过SDR的货币篮子利率，影响美元利率，从而会缩小“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前财长约翰.康纳利)这一负面的国际溢出效益影响。从短期看，在当下中国与美欧日利率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国际主要货币国家央行的利率决策和中国央行自身的利率决策。如果世界上188个国家中有更多的国家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使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有助于克服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过度依赖的缺陷。

　　作为小结语，由于中国经济的改革是不会停止的，所以作为理性思考，谁都明白，已经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30% 贡献率的大国经济体，其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一种历史趋势，谁也挡不住。是否加入SDR，只是个时间问题，根本不用担心。面对近6年快速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现实进程以及人民币已初步国际化的事实，有些人对人民币加入SDR仍在提出各种额外的高门槛，无非说明了只是在充当国际金融市场上商业利益和投机利益需要代言人的角色。

　　进而对此我恰恰建议，中国政府，应在坚持金融开放不动摇的同时，在进一步开放上，应不设时间表。金融开放必须兼顾与中国境内各项改革的协调与配套。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恰恰是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