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国务院参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1984年于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毕业，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有关学术论文曾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多次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主要著作有：《中国金融战略2020》（2011年）、《十问中国金融未来》东方出版社（2011年）、《转轨时期中国金融问题研究》（2000年）、《跨世纪的冲击：兼并收购、反收购及投融资策略》（1995年）等

     2000年至今，世界经济棋弈已经行过两局。2008年美国危机中，“美国得病、中国吃药过多”。曾被2009年世界各国称为“全球复苏引擎”的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行到2007年14.2%的一半不到已成定局。以三局两胜制，迄今为止，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未最终胜出。中国在过去的两局最多可以说是一胜一平。

     因此第三局是关键。第三局能否胜出？从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意图和措施内容看，夏斌认为，胜出的客观基础条件是存在的。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认识。这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

    前两局棋弈的特征

    战后的世界经济走势是以美国经济周期波动为主导。

    若以美国2000年纳指股市泡沫破灭，GDP增长从当年二季度5.4%跌到2001年四季度0.4%为始（其间房地产泡沫最甚时期的2004年一季度GDP增长曾又升到4.1%），到2008年危机当年四季度-3.3%，次年二季度又跌到-5.0%为终，为21世纪全球经济棋弈的第一局。该局的特征是，美国政府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恰逢中国改革和人口两大红利的配合，石油输出国资源条件支撑等因素，刺激形成了该时期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近8年的“超级繁荣”和导致最后的大危机。

    以美国危机、各国救市到目前的2015年，可为世界经济棋弈的第二局。其间，世界主要大国一次又一次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似乎在吸取1929-1933年大危机教训，各国齐行动，“飞机撒票子”。据测，2009年来各国央行创造了12万亿低价美元。自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急剧膨胀，累计增幅高达57万亿美元。然而，迄今被人称为复苏状况较好的美国经济，增长仍是跌跌撞撞，不稳定。欧元经济陷入了停滞。“安倍经济学”花架子多于行动，日本又在下调增长预期。2008年美国危机中，“美国得病、中国吃药过多”。曾被2009年世界各国称为“全球复苏引擎”的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行到2007年14.2%的一半不到已成定局。目前正在咬紧牙关，坚持调整。就是曾一度被给予充满希望的新兴国家经济，其增长率已跌去约一半，从2010年的7.4%降到2015年的3.8%。

    在各国大量撒票子的同时，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却是不涨反跌。油价从2014年的每桶110美元直线下降至目前不到50美元，已跌去一半。全球贸易交易量明显萎缩。全球经济处于新的衰退风险边缘。

    正是在这种险境下，出现了世界各界纷纷紧急喊话、警告。经合组织秘书长警告：仅靠扩大开支已无法摆脱经济下滑。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警告：欧元将陷入永久性萎靡，因为加深一体化不会给遭受打击的欧元区带来繁荣。意指只有建立“欧洲合众国”才能把欧元区和2010年后的金融危机隔绝开。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世界是债务水平太高、生产率增长太乏力、金融风险太吓人的世界”。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保罗·梅森更是进一步指出：我们不知道大崩溃在何时到来，也不知道具体的形式，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膨胀的信贷、下滑的增长、贸易和价格，以及推动着资金不断从一个领域或者地区流到另一发着高烧的金融，这三者显然严重地不相匹配。让人真正最值得担心的，其实还不是经济风险，而是地缘政治风险。各国央行都在处心积虑地想要让别国为危机应对措施埋单，经济风险正在与地缘政治日益纠结缠绕在一起，直至成为一个谁也解不开的死结。

    可以说，历经8年时间、史上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熊熊大火，未被彻底浇灭。由于全球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速度慢于“撒票子”的速度，决定了“撒票子”救危机的必然结果是险境丛生，又积累了新的风险隐患。这是世界经济棋局第二局的特征，也是第三局开局所面临的窘势。

    第三局的三种可能

    在世界经济棋弈中，棋手为各国主权政府。由于各棋手水平不同，自然棋终结果不一。而且，处于全球生产链、价值链链条不同环节上的棋手，所取策略也肯定不同。作为主权政府，维护本国利益是至高无上。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主权政府，维护世界公共治理秩序的稳定，同样也是维护至高无上本国利益的重要任务之一。不同的棋手、不同的利益与棋艺，很难说清楚全球经济棋弈的最后结果。然而，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能否充分认识第一局危机形成的原因、第二局救市的教训，是能否看清楚第三局开局态势，继续下好第三局的重要前提。

    纵观世界，各国棋手由于受制于世界经济格局中现有地位和地缘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结果无非是三种可能性：

    赢。能顺应动态变化中的世界经济格局走势，采取了针对本国问题的结构调整措施，结束了曾一度采取的宽松货币或财政政策，加快了创新，提高了国家竞争力，较早地走出了危机阴影，走上了基于本国潜在增长率的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维持了本国社会稳定能基本接受的就业状况。对这些国家来说，此稳定增长水平当然也许不是2008年美国危机前全球不平衡时的高增长，但是，却是能保持持续的、稳定的增长。

    平。危机后的政策刺激和调整理念仍在同时贯彻中，但也许受一国特定的因素制约，结构调整走走停停，摇摆不定，“刺激”和“调整”手段交替使用，结果表现为或通过不断的“小地震”逐步释放“大地震”的系统性风险压力，或通过显性的或隐性的渐耗国力手段，延迟调整时间。但是，世界各国调整速度肯定参差不齐。其相对于他国棋手走出调整阶段，你不调整或慢调整，结果只能取得平局。因为不危机并不意味赢。谁只要没有走出或明显滞后于他国已走出危机阴影的步伐，谁就有可能偏离于或输于下一个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势线。

    输。对于一些在2008年前全球经济严重不平衡中，主要靠能源、矿藏出口，主要靠外来资金维持高增长的国家，或者即使不是靠上述要素推动高增长的国家，在进入世界经济棋弈第三局后，由于受本国政治局势、人口结构、技术创新、资本流动、经济地理甚至地缘政治等因素制约，面临世界经济再平衡新局势，其结构调整困难重重，难以推进。当世界主要经济体结构调整基本到位，采取中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走上稳定发展道路之时，这些国家曾经的风光肯定不再，经济窘境甚至社会动荡就会马上显现。即使不动荡，最好的状况也是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

    中国思考：第三局

    第三局，中国能否赢？以三局两胜制，迄今为止，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未最终胜出。美国迄今还在为加息不加息而纠结。中国曾是第一局的赢家。GDP总量从2004年超意大利始，在2005-2010年间，分别赶超法、英、德、日等国，成为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IMF测算，中美两国1998年还分别为15.96%和48.67%，到了2014年简直倒了个，分别为35.85%和20.46%。但是不能不看到，在世界经济棋弈的第二局中，如上所说的“美国得病，中国吃药过多”，“后遗症”不少。与1953-2008年55年间我国货币累积增长47.5万亿元相比，2009-2014年仅6年间，货币累计增长却高达76万亿元。巨量的货币刺激，严重的产能过剩、过重的债务负担，隐藏的系统性风险，种种状况说明了，中国在三局两胜中并未完全胜出。过去的两局最多可以说是一胜一平。

    因此第三局是关键。第三局能否胜出？从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意图和措施内容看，笔者认为，胜出的客观基础条件是存在的。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认识。这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

    第一，对过去怎么看。如果不能客观、正确认识第一局中国经济“超级繁荣”的内外部条件特别是外部条件，不能客观、正确认识第二局的教训，第三局则不可能赢。第二，对外部怎么看。中国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今年“8·11汇改”的外部溢出效应不必回避，这是必然的。由于中国第三局健康的增长率肯定要低于第一局、第二局增长率的现状以及会引起全球的躁动与不安，对此怎么办？中国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调整与改革，不必在乎人家的说三道四，政策决策更不应受人家的影响与平衡。应理直气壮地回答海外各界，正是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应采取对全球经济负责任的态度，敢挖“家丑”，坚持改革。第三，对自身条件怎么看。中国当前有理念、有实力获胜第三局。但最终能否获胜，理念与实力只是必要条件，最后取决于决策力与执行力。后者是当前中国必须予以密切关注的。弄得不好，仍会前功尽弃。如果结果是“一赢二平”，照样可能被出局，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局到底怎么开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已经作出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接下来的事，关键是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当下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概括而言，应重点布好全局棋盘中的“三个眼”。

    其一，坚持笔者去年二月曾说的，“经济转型要坚持市场出清的原则”。结构调整与市场出清在经济学上几乎是同义词。在生产过剩年代，所谓的结构调整就是包含了市场出清。当下，即使不能全部出清，也要基本出清。政府要拿出实招、详招，剥离“地方平台”和重大央企的不良资产，加快处理各种类型的僵尸企业和庞氏骗局。加快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债务重组中，支持民企收购国企。让经济主体轻装上阵，间接地减轻全社会融资成本，为深层次改革扫清障碍。

    其二，知难而上，继续深入开拓两个市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措施，在争夺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过程中，同时逐步改善全球治理秩序。在国内，中国是一个高增长、高储蓄率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贫困人口居多、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国家，严重的社会悖论，直指现行体制的顽疾。因此，提高国民消费水平是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历史任务，也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

    其三，唯一出路，加快改革。创新是一国经济转型和中长期生产率提高的最强动力，同时也是短期内形成新的增长动能的源泉。但是在创新和新动能的设计和寻找上，政府能力有限，效应欠佳，关键要靠市场。因此加快创新就是要加快扫清能激发创新的市场机制培育中的各种制度障碍。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创新阻力远不止于简政放权、市场准入等问题。国企改革、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标准制定、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等等，都在直接和间接影响着创新。因此，短期内在集中精力处理债务包袱、消化过剩产能，稳增长稳社会的同时，必须同时毫无旁念，集中相当的精力抓紧改革，特别要强调研究改革。要研究为什么反复强调深化改革，但国民与市场对改革仍不满意的原因。只有真正对症下药，加快调整各方面的制度，才能真正大规模的去解放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由2015年到2016年，这一公元纪年数字的变化，并不意味改变了中国经济仍处世界经济棋弈第三局复杂艰难的处境。通览全球，第三局最终谁会胜出？会形成什么样的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因此对我们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或许是最有力的制胜法宝。

    由于中国第三局健康的增长率肯定要低于第一局、第二局增长率的现状以及会引起全球的躁动与不安，对此怎么办？中国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调整与改革，不必在乎人家的说三道四，政策决策更不应受人家的影响与平衡。

    应理直气壮地回答海外各界，正是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应采取对全球经济负责任的态度，敢挖“家丑”，坚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