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变，即由东部牵动转为以中西部为主全面牵动、由要素引入转为以要素输出、由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开放转为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由主要借助WTO平台转为主要借助“自由贸易区”平台。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而今，“一带一路”已经步入实施阶段。那么，“一带一路”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

       中西部地区不再是对外开放的“追随者”

       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建立了15个保税区、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38个出口加工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

       持续34年的对外开放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全方位改革，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失衡。“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中西部地区作为牵动者承担开发与振兴的重任。

       从要素引入转向要素输出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所以，当初的对外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79年至2012年，我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2012年外商投资企业数446487家。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今，我国的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与当初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投资和技术改造，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

       根据近日发布的《中国双向投资发展报告2014》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我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和地区总数的79％，而且投资并购的领域更加多元化。通过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我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我国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也成为大国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外开放转向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

        正如上面所讲，我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在于引入资本、技术等要素，而当时发达国家正好具备这方面的优势。以欧美、日本等国和我国的港澳、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之后，大量资本正在寻求出路，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内地就成为他们最大的投资乐园。所以，我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我国的城镇化率也以超过了50%，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并且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上升。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我们又面临着一些产能需要找出路的问题，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也是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的。

        “一带一路”与自贸区战略紧密联系

        2001年，中国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的外贸量，也改善了我国经济结构，加速了工业化进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向型经济部门不断壮大，通过扩大出口，利用获得的资金，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品、原材料、技术等，加速工业化进程，改变传统产业格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总体竞争力。而且推动了我国的技术进步，通过对外贸易我国获得了大量技术。近年来，我国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实现了产品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了国内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的公平贸易和争端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和抑制。然而，一些国家并不情愿看到这样的结果，他们日益感觉到如果继续在WTO框架内进行国际贸易，必将影响到他们对国际经济的控制权，而使中国崛起的速度更快。因此，我们观察到，目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正在有意逐步弃用WTO，转而采用各种“自由贸易区”模式，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外。

        我们当然首先要维护WTO模式，但我国也已开始积极推进建立自由贸易区。我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共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经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区，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在谈判中的自贸协定8个，涉及23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和挪威的自贸协定，以及中日韩自贸协定、RCEP和“中国-东盟”升级版，等等。不难看出，这在建的20个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上。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的风险考量

        “一带一路”的确是我国新的重大战略选择，但我们也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

       首先，自1999年，我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最穷且最不透明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我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十分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所以，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60%，广大的城市在地下管网的建设上需要大量投入，即便是地面上其质量也需大幅提高；而农村的基础设施更是相当落后。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情况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必然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

   剧锦文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