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发展取决于供需状况。供需两旺，其发展则好而快，否则，其发展将不尽人意。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之一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正面临着供需两旺的难得机遇，因此，其发展将进入快车道。

一、新常态对职业教育发展有着巨大需求

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阶段，其主要特征：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2012年GDP增速“破8”，为7.8%，2013年为7.7%，今年上半年则为7.4%。而且多数人的共识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速增长是新常态，为此，经济增长从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驱动转到靠创新驱动，从重数量转到重质量。二是处于从中等收入阶段跃升到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期，人工成本大幅提高。三是改革将全面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将起决定性作用。这种新特征、新常态，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巨大需求。

1.  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

我国是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更不是创造大国和创造强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其中的原因很多，也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国制造业队伍总体素质不高，制约着产品和产业质量的提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提供的数据，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技能人才数量还不足5%。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比例仅为3.2%，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0%—40%之间。讲起制造，人们经常以瑞士为例，因为瑞士制造的钟表和军刀已经成为“高质量、高信誉”的代名词。确实，瑞士是个小国，据报道，其95%的原料和能源以及65%的消费品靠进口，但经过瑞士人的双手，其中70%-90%的产品被增值高达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为什么？原因当然也很多，但其中公认的一点是，其完善而高效的职业教育体系。钟表制造业工人也许没有上过大学，但大多经受过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能工巧匠。因此，如果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适应新常态，就必须打造经济升级版，从低附加值的制造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从制造转向创造。要实现这种转型，劳动者职业能力建设是关键。这既包括现有产业工人的能力提升，也包括新进人产业工人队伍的年轻人的能力培养，甚至还包括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和转换。

2.  企业竞争力提升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

经过多年的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了6000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与此相关联，我国正逐渐告别劳动力廉价时代，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这也是一种新常态。企业要适应这种新常态，在激烈竞争中胜出，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这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不断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少对劳动力的招聘和投入，从而相对减少人工成本。二是维持劳动力的用工规模，甚至还有所扩大，但前提是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要高于已大为提高的人工成本。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劳动力的技能等人力资本水平必须有明显提高。因为各方面的研究已经证明，企业创新与其员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更高的人力资本及其有效配置，是创新的重要条件。同时，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表明，当人均收入从而人工成本总体提高的情况下，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企业是否愿意聘用更多劳动力的重要因素。一个常被提及的例子是韩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在80年代的经济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但今天，韩国已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巴西则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的教育体系不同。韩国教育体系健全，职业教育有比较好的发展，而且教育分配比较公平，因此，企业能在人工成本大为提高的情况下招聘到足够的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工人，从而保证有持续的竞争力。巴西则不然，教育发展不理想，而且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大，企业很难在人工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招到满意的劳动力，结果失业问题严重，社会问题丛生。我国最近几年企业不断发出“招工难”的呼声，其实，“招工难”的背后，是技术工人的短缺，是高级技工的短缺，据统计，仅制造业高级技工的缺口就高达400余万人。

3.  全面深化改革极大地刺激了个人的职业教育需求

职业教育对国家和企业都很重要，国家也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但个人和家庭似乎并不愿意去接受职业教育，个人意愿与国家需求形成了明显反差。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并不尽人意的重要原因，因为脱离了个人意愿，任何行为都将事倍功半。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或者是被迫接受职业教育，主要是因为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存在很大差别，有些政策对职业教育毕业生存在歧视。不过，这一状况正在改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今年7月30号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同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将逐渐破除，一个人，只要身怀一技之长，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不管出身于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有发展空间，都有出彩机会，都受社会尊敬。若此，人们对教育类型的选择就将出现多元化，年轻人将依据自己的家庭背景、兴趣爱好、就业前景等选择教育类型和教育层次，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职业教育作为自己的首选。基于个人和家庭意愿的职业教育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二、职业教育的供给边界将大为拓展

我国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提供的数据，2013年全国共有职业院校1.36万所，年招生1016.7万人，在校生2933.8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1.2万所，年招生698.3万人，在校生1960.2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5.9%和44.5%。高等职业院校1321所，年招生318万人，在校生973.6万人，分别占高等教育的45.5%和39.5%。这比较好地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由于下面三个原因，职业教育的供给边界将会大为拓展，供给的质量将会大为提高。

第一，党和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空前。这集中体现在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所作出的重要指示。他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要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习总书记的指示为为什么要办好职业教育、如何办好职业教育等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总书记第一次专门针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行动指南。

第二，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空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有明确的定位，基础教育强调“均衡”，中等教育强调“普及”，高等教育强调“质量”，职业教育强调“发展”。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已将职业教育置于我国未来教育体系中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在实践中也确实如此。不仅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免除中职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19个省区市全部免除中职学费，而且在体制机制、办学模式等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更是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于此，国家将出台一系列发展政策和改革措施，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比如，教育部正在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时，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这一转型当然会遇到大小不等的阻力，但它对带动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是大可期待的，因为这些普通本科高校的办学历史、社会声誉等都要比很多职业院校强，它们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面向实际，面向应用，面向就业，对于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吸引力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第三，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空前。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今天这种大发展的局面，社会力量的参与功不可没。《民办教育促进法》于2003年颁布实施后，社会力量不仅为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巨额资金，还推动着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力量办学的动力有所减弱。不过，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力又空前高涨起来了。原因有二：一是前述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旺盛，这驱动着企业直接或间接介入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实际上，有远见、有实力的企业，大多会主动与职业院校对接，甚至自己办企业大学（学院），以为自己延揽人才或培养人才占得先机。二是职业教育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教育类型，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领域，具有很大的回报空间。特别是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对此，《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规定:“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依法享受相关教育、财税、土地、金融等政策。健全政府补贴、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管理和评价。”可以预见，新的一轮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浪潮即将来临。

三、如何使职业教育的供需更加匹配

供求两旺的局面为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难得机遇。为使二者在规模、结构、质量更好地匹配，还需处理好下面三个关系。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教育不能市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教育的发展一定会产生深远影响。在各种教育中，职业教育是与市场最紧密相连的一种类型，离开了与市场的脐带，没有市场的滋养，职业教育就将不伦不类。因此，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既要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发挥政府在保基本、促公平过程中的作用，着力营造制度环境、制定发展规划、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等，更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使职业院校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教育家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让市场评价作为检验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

二是学校与企业的关系。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最终需求者和评价者。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的与市场需求衔接不畅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介入不够，企业的需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企业的师资没有得到足够的使用，企业的知识没有得到足够的传输。高质量职业教育要求职业院校与企业有更加紧密的联系。每一所职业院校都应有一个或若干个企业支撑，企业需要什么专业的学生就设置什么专业，实行订单式教育，招生即招工。学校的课程设置、培养规格等，充分考虑企业的需求。企业不仅为学生提供实训实习基地，还要参与人才培养过程某些环节的管理，为课程开设、产品设计、实习实训等提供师资，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分别来自学校和企业的老师的指导。此外，根据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校企合作不仅体现在学校的人才培养上，还体现在企业的研发上。因此，如何将学校资源与企业资源对接，真正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当然，这不仅需要发挥政府、学校、企业的作用，还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让行业协会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并发挥作用，是校企关系的积极扩展。

三是专业知识学习与职业精神培养的关系。职业教育既应包括专业知识的学习，也应包括职业精神的培养，二者都应贯穿于人才培养过程的始终，缺一不可。现在的问题是，学校更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不太重视职业精神的培养，或者说，现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专业知识掌握得还不错，但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明显缺失。因此，职业教育一方面要继续改革课程体系，工学结合，夯实专业知识基础，成为某一专业或领域的行家里手；另一方面更要强化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培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如果没有足够的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专业知识会疏于高效使用；如果有很强的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专业知识将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而且还能强化干中学。

赖德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