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央行发布了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郭田勇看来，从控制通胀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两个方面来看，前三季度的货币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创新，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同时，货币政策出台的时候，要充分判断微观主体的执行能力如何。

前三季度的货币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央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看，您对２０１４年前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给予怎样的评价？

郭田勇：２０１４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从整体上达到了货币政策的目标要求。从控制通胀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两个方面来看，前三季度的货币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

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有两个亮点。从短期目标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央行对货币政策灵活性、前瞻性地进行调整。这种“灵活性”是一个亮点。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影响货币政策操作的外在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国际收支顺差大，央行主要通过外汇占款的方式来投放货币。现在外汇储备已经开始下降。在这种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货币政策作用环境的变化下，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创新，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

中国经济时报：怎样理解当下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活性”？

郭田勇：“灵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根据经济中物价有通缩的迹象且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央行适时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呈现出比较大的灵活性。第三季度报告中讲到，央行通过创设ＭＬＦ（中期借贷便利）投放了７０００多亿元。

中国经济时报：报告称，保持中性适度的流动性，以及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怎么理解中国央行对“中性适度”的把控？

郭田勇：货币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润滑剂。过强地依赖大量投放货币去刺激经济，必然会产生负面效应，比如通胀、经济泡沫和风险，容易出现饮鸩止渴的情况。所谓货币政策整体上要把握中性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能让货币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角，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应该是企业的经营能力、创新能力。货币政策尽管有用，在一定范围内对刺激经济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能过度。

中国经济时报：报告中强调，采取综合措施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目前中国经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承受能力如何？

郭田勇：确实需要时时刻刻提醒注意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防止矛盾的激化以及形成群体性的事件。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动员资源的能力较强，在控制金融风险上采取的措施还比较多。目前，对于Ｐ２Ｐ的监管，如果不采取既鼓励创新又防范风险的监管方案，未来出现“跑路潮”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投放的流动性注入到实体经济中去？

郭田勇：央行通过对ＭＬＦ的操作释放了７０００多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其规模大于降准０．５％。这两种分别属于价格型和数量型的货币投放方式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然而，不论是通过降准还是新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的流动性管理政策难以对降息进行替代。它们释放的流动性能够增加社会中的货币供给，银行可放贷款的资金量增多了，但是无法增加微观主体的货币需求。对于企业而言，如果不降低市场中的基本利率水平，内生性的需求难以增加。从理论上讲，流动性增多，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也会增多，但是传导过程中间一定会有一些损耗，我们无非就是想将其中的损耗降到最低。

要充分判断微观主体的执行能力

中国经济时报：接下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郭田勇：首先，降息的问题值得央行进行反思。现在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应该从需求端给予支持。其次，货币政策出台的时候，央行要充分地判断微观主体的执行能力如何，不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出台的货币政策一定要让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能够贯彻落实。比如，央行表示房贷可以打７折，但是商业银行无法给购房者７折的折扣。如此一来，不但使居民的购房预期发生混乱，而且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最后，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应该更加精细，操作起来能够达到定量化。这样，它们对未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适时适度的政策调整肯定会有帮助。

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１５年，中国经济在货币政策方面有怎样的预期？

郭田勇：整体来讲，货币政策还是要和中央对经济的指导思想保持一致。我们肯定不能让社会中出现“钱荒”，更不能出现因为缺钱的问题导致经济断流；也不能把货币刺激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也是错误的。２０１５年的货币政策在中央总体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下，继续保持一种中性适度、稳健的基调，根据经济增长的情况进行灵活性的、适时适度调整。

郭田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