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文化体制改革再出发。从２００３年文化体制改革至今，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和矛盾？改制后的文化企业是否真正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又将面临怎么样的挑战？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魏鹏举。

    存在三大壁垒

    中国经济时报：从２００３年至今，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展如何？

    魏鹏举：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３年，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着力推进国有可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这是十年做的主要工作。推动可经营性文化单位，包括出版单位、演出院团等转为独立市场主体。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地完成。

    中国经济时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成效如何？

    魏鹏举：从２０１３年以来，尤其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针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密集出台，大多数政策主要是推动改制，提升国有文化企业竞争力和活力，促进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繁荣，主要集中在两大部分：一是继续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和部门的改革深化，效果不明显，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特殊管理股，至今没有真正有效地实施和落地；二是推动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这方面有效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给予社会资本参与文化产业的信心和激励，效果是好的。

    中国经济时报：政府如何处理与改制后文化企业的关系？民营文化企业扮演怎样的角色？

    魏鹏举：这是文化企业改制中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难点。从现有的文化产业企业来看，国有文化企业占的比重较大，但是国有文化企业运营的绩效相比民营文化企业甚至外资文化企业差很多，如果不能使国有文化企业有更多的市场化运作空间，活力是没办法真正实现的。国有文化企业负载着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建设，政府给予指导和规范是必要的。

    中国经济时报：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到现在，还有哪些主要的壁垒存在？

    魏鹏举：一是资产问题，尤其是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文化企业的资产属性，包括资产管理，在总体上还没有完全理顺，现代企业治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资产要非常清晰，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方式理顺，比如，国家成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监督办公室；二是文化传媒的管理机制弊端。文化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国家如何给予指导和规范，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目前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管理最重要的是依法、依规，相对独立自主运营和自我负责，这是文化管理方面应该处理好的关系；三是人才问题。对文化企业来说，最重要的资产是人，但转制后文化企业的人员结构是以文化传媒专业的业务性人员为主，但对企业运营来说，市场化发展人才储备相对来说不足，这也是制约现代企业治理的障碍；四是转制企业和社会资本对接，包括兼并重组方面还没有真正实现。现代企业是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市场主体，由于历史原因存在条块分割，很难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化运作，兼并重组很困难。比如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有地域保护，业务同质化严重，形不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更谈不上国际竞争。德国出版业只有贝塔斯曼剧团，产值却比我国出版业高。只有按照市场化的规则兼并重组，出版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而社会资本进入出版业也有很多限制和困难。

    体制改革仍需走向纵深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来看，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转企改制后的文化企业多是翻牌公司，并未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更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下一步如何谋求生存？

    魏鹏举：这是一大难题。对于转企改制后翻牌公司，其实很多资源是来源于体制性资源，这就意味着体制性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市场化。不同于完全市场化的公司，可以通过自身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化机制来完善自己，做大做强。转企改制后翻牌公司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现存的体制资源，同时，又要向市场要效益，两者间有冲突，而体制性的文化传媒资源或者价值是不能完全市场化的，这是目前这类企业的尴尬。因此，这类企业未来应该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依靠体制资源做好内容，依托新媒体做好产业，内容做到“无为”，产业要做到“无不为”，即在新媒体拓展方面要尽可能按市场化体制创新，让内容资源注入到新媒体，内容是所谓的竞争力部分，新媒体则是拓展业务和商业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随着改革的推进，文化企业同金融市场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纽带与市场对接？

    魏鹏举：国有文化企业应该积极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特殊管理股制度，这是与社会资本对接的一个重要的制度；第二，要和国有战略投资人和国有投资基金接洽，因为直接与社会资本对接有很大障碍；第三，积极利用互联网金融，开辟和传统融资不一样的渠道，比如众筹，可以积极进行业务拓展。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理解２０１４年是文化体制改革面临重大历史机遇的关键之年？

    魏鹏举：第一，２０１４年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角度越来越多，政策越来越具体，从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对文化产业给予的希望不仅仅是文化产业本身的价值，还在于文化产业对整个经济转型升级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带动作用，另外，文化产业对于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无论是从整个文化的繁荣，还是从国家精神领域提升方面，都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基础，也是文化产业本身成为国家战略的部分，会更多地支持和推动；第二，经过前十年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２０１４年后，文化体制改革已经释放出巨大的效果，在解放和释放文化生产力方面，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效。大量的国有文化单位进行市场化发展，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信心越来越大，进入的力度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兼并重组，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一个快车道，尤其是２０１４年成为一个标志，再加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文化产业的市场化作用，文化产业应该会健康；第三，文化与科技的契合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和互联网的结合，２０１４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产业互联网化的元年；第四，文化产业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引入的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走出去的力度越来越大，文化产品贸易越来越多，文化企业走到国际上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资本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也越来越广泛深入。

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