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常态”下，民营企业们要考虑今后怎么活的问题了，想想怎么活得更好。

    近段时间，我调研了30多家企业，发现“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是越来越不幸”。也就是说，在“新常态”下，民营企业的分化加剧。在苏州就看了一家不好过的企业，它是怎么回事？这个老板我也不好意思点他的名，十年前，他日子很好过，也乐于助人，为附近的企业担保。但是，近几年外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他还在依照自己的惯性思维，盲目的投资。给人家担保好几个亿，人家还不了贷，他替人家赔偿；现在国际贸易已经下滑时，他还进口大量的先进机器，银行一收贷就不行了。现在，当地在想办法怎么救他。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好多企业朋友们还在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干事这是不行的。我觉得企业家们要考虑在新常态下企业怎么活，活的更好。

    大家不能忽视习近平同志5月10号在河南考察时讲的一句话，“要适应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出来以后情况与历次金融危机很不一样，因为世界各国印钞票，把经济托起来，当时解决了问题，现在看起来后遗症很大。所以，今后几年的全球经济很难起得来，缓慢地曲折地复苏，这个时间很可能很长，这是新常态。在这个新常态之下，国家怎么办？企业怎么办？我觉得，政府要加快改革，企业要加快创新。现在是危机在和我们的改革创新进行赛跑。

     如果说政府的改革和企业的创新跑不过这个危机的积累，那问题就非常严重。所以说，形势逼迫政府改革的速度、企业创新的速度，要跑过这个危机的速度才行。否则就会出大事儿。毕竟政府的债务不轻了，债务20万亿多一点，加上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再加上有救助责任的债务，加起来有30万亿。这个是看得见的。而深层次的矛盾不仅仅是这个，还有产能过剩积累的问题。

     为什么有100多万亿的广义货币，融资还那么紧张？因为大量的产能过剩、积压，现在消化很不容易。

     现在，各种矛盾积累，所谓“三期迭加”，就是发展速度的换档期，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已经加快了改革步伐，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力度空前。国务院三令五申简政放权，取消或下放400多个审批项目，减轻企业的负担，包括收费的目录，政府清单都要求出来。但是各地动作非常迟缓。我们的总理是很有涵养的一个人，他看到落实太慢，很着急，他说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现在是群众路线教育，本来是好事儿，但有些地方搞成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一天到晚在那里扯皮，这和群众路线教育的本意是相悖的。人们希望政府自身加快改革。现在就是落实的问题。落实相当困难，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国企改革严重滞后。说是国有企业要分类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国有企业怎么分类的都搞不太清楚。更主要的是，有一些部门和利益集团，以反对自由化和反对新自由主义为名，抵制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产能过剩，企业负债主要是国有企业。我们审计总署主持了公道，查出来央企去年一年赚了1132亿，自己支出了978亿，解决民生问题花了65亿。几十万亿全民资产，它无偿占有国家的资源，仅仅为改善民生贡献了65个亿，还好意思说做了很大的贡献。有些人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维护他们既得的利益，所以国企改革阻力很大。

     第三个问题，金融改革滞后。金融改革说要打破金融垄断，但是到现在为止，批准的5个民办银行都没有挂牌，据说积极性不高。什么原因呢？条件太苛刻了，在防范金融危险的旗号下扼杀了或者说堵塞了民办银行的积极性。另外。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改革也困难重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一个尖锐的反应。

     第四是劳动用工困难。从2000年开始到2012年，12年期间，员工工资增长5倍以上。为什么？2006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2007年执行。这个劳动合同法规定是不对等的。对资本的要求，远远超过对员工的要求。本来企业跟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应该对等，但是目前的劳动法是向劳动倾斜。现在，员工可以用各种办法治企业，而企业对员工的随意跳槽很难解决。在苏州，我还听说了“旅游式”打工这个词。员工说走就走，老板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劳动合同法要做相应的修订，双方要平等。因为劳动合同法的制订过程中就有毛病，据说参照了欧洲的劳动合同法。欧洲的工会强势，也没有农民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征求工商联的意见。

     还有社会保障缴费的条例。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分流的员工的劳保怎么办呢？交给企业和社会了，前十几年下岗的员工用现在职工交的五险一金。这个是过去欠的帐让现在的企业和员工来还，再加上各地还有不停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把所有的负担加给企业了。据一些地方调查，企业在员工工资之外，还得负担工资总额45%左右的费用。所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最苦。要保证五险一金，不然劳动部门找你。现在月嫂或者零工工资很高，因为不交五险一金。

     随着人口结构老化的发展，工资成本在企业的支出比重会越来越高，这个涉及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

     这四大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审批减少收费；第二个是国企的改革；第三个是金融体制的改革；第四个是用工制度的改革。这四个改革如果不加快速度的话，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应该怎么办？

     第一，你一定要看准新常态这个形势，调整好自己的思维，把握好投资的决策，这比什么都重要。很多活得不错的企业，都是和正确的投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他会看市场的需求及其发展趋势，不能只看到眼前，还要会看几十年。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更要考虑几十年不衰的产业。

      第二，企业自身体制、制度的创新。在新常态之下，兼并重组更应当是常态。换句话说，现在就是要淘汰一批企业的时候。淘汰落后，是残酷的，但不淘汰，就不能转型升级，我们怕提这个词，只能说是一个兼并重组的好机会。这里面需要有股权的置换。现在不少企业在进行股权置换，远东的徐浩然先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希望更多的企业关注股权置换问题。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依法办事，特别是在同国企合作的过程中要十分谨慎。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之前，千万要小心。我主张，股权置换先在民营企业之间，特别是在投资农业和乡村建设中的那些项目之间进行。农业特别是品牌农业，值得大家关注。

      这次，我到山东青岛和烟台看几个品牌农业。不要以为农产品(11.24, -0.06, -0.53%)投资不怎么样，我看现在投资农产品，特别是品牌农产品的企业很不错。联想在青岛收购了蓝莓企业，打出了品牌。有的村办企业搞品牌产品，做的就是高端蔬菜，给各大宾馆招待所，每个产品都可以追溯，黄瓜、西红柿，包括蓝莓等，吃得很放心。他们欢迎工商资本下乡。这不仅是股权的融合，还有新技术的融合。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怎么运用到传统产业中，很值得我们研究推广应用。

      第三，民营企业不能消极坐等，而要积极反映情况，促进政府的改革。熬是消极的办法。正和岛是资源整合的很好的平台，除了交流意见之外，还可以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来推动改革，向政府反映我们的意见。

      我上一次到苏州来看到一家很有实力的企业，上市公司，做各种电气设备的测试。老爷子虽然比我小几岁，从头到尾陪着我看。他希望我帮忙请哪位国务院的领导到这里来参观一下。什么原因呢？他说，中央领导一来，有关部门和单位就不会歧视他了。我觉得这是个传统的老办法，借助领导的权威，提升企业的地位。我请他给写份材料，反应不公平竞争问题，但他至今还是不敢写，怕得罪了相关部门。

      现在民营企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不愿意反映情况。这是一些民营企业的一个毛病，不敢出头反映意见，总想等人家提了之后，来坐享其成。我觉得这个毛病应该改一改。如果大家都这样，改革的步伐就会大大延缓了，希望正和岛亲们在推动改革方面，多出一些力。

      今后的投资主体是民营企业，而市场主体的那些人意见反映不上去，这就影响了上面的决策，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却不断用陈旧的意见或左的主张影响上面，这就是为什么当今舆论在往左走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只听到那边的声音。我呼吁民营企业家积极地反映真实情况，推动政府的改革。

保育钧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