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最近有一些议论明显误解了这一思想，网上、微博上尤甚。

  客观地了解、分析这一思想，我认为需要如实地摆明认识框架，进一步廓清其中关键性的逻辑要点。

  在总体思路框架中，邓小平追求的战略目标，是确切无疑与“三步走”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一体化的 “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发展前半段所“允许”的过程现象。邓小平对“共富”的追求及其认定，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而且把这一点提到了最高的位置，属于他说过多次要搞清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表示过：如果我们的改革与发展不能最终走向共同富裕，那就失败了。

  在实现战略性目标的路径和演变过程特征方面，邓小平清楚地意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为摆脱贫穷，不可能在有十几亿人口、区域差异悬殊的中国，齐头并进地脱贫。作为务实、高明的改革战略家，他牢牢地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并说明在发展中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拨乱反正”后的“实事求是”，也完全符合经济学分析认识中所形成的“倒U曲线”学理分析。这是邓小平在复杂情况下作出正确决策的具体表现之一。试想，若无这一简洁、明确的指导意见，1980年代后的发展局面中将会增加多少怀疑、动摇、阻碍因素？

  对于“先富”走向“共富”的政府作为和时段把握，邓小平有十分明确的认识与意见。在历史性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十分鲜明地强调：先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必须回过头去支持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他还十分具体地把这一个大动作的时点，摆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1999年夏，党中央召开专门会议确立“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其后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倾斜支持的先声)。在深圳时，他表示赞成该市每年按固定比例，从财政中划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贫困地区开发“造血”型项目基金的做法。《邓小平年谱》中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特别强调：“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态度再鲜明不过地说：“这个问题要解决”!

  邓小平关于“先富共富”的基本思路、核心观点如此清晰，怎么会伴有现时那些误读乱象？这恐怕与我国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后收入分配矛盾的凸显和社会心态的变化、网络时代人们诉求表达的情绪化特点等有关系。但现实中虽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请注意：我国这些年来作为重大事项着力推进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公共财政对低收入阶层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中央和省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新近极其明朗化的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逐步提高我国直接税比重的要求等等，都是在做邓小平给予最高度重视的“促进共富”、“解决问题”的事情。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