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评估

    国际安全问题不可忽略，但也不必过分夸大。今日中国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足以让中国有信心、能力、时间和经验因应各类安全问题，而且有条不紊、有张有弛地处理安全问题，以最小的代价、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立足长远地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

    一个全球性大国在复兴过程中必然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和挑战。如果说美国的崛起是在战争世纪中完成的，那么中国的复兴将在一个整体和平的世纪中推进。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和平并不必然带来安全，而发展则离不开安全的环境。中国受世界持续和平发展之利，经济增长、国力提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级，寻求和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环境是中国内政外交的头等大事。然而，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从内部环境来衡量，当前中国的安全环境相比本世纪前十年相比，面临更多挑战。未来几年，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将愈加复杂多变。

     从全球层面来看，当今的世界多极化呈现出复杂趋势。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增长，但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也在增多。在和平环境下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几率有所下降，但国家内部动荡、政权更迭的风险却有所上升。2011年的埃及革命拉开了和平世纪中国家内乱集中上演的序幕，随后利比亚、苏丹、也门、叙利亚、乌克兰等国也相继爆发内乱。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让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边界随着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不断延伸。与此同时，中国对外部安全环境的重视程度也随着各种利益的扩展而不断加深。利益的边界决定了安全的边界。中国倡导发展、合作与共赢的理念需要更加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国拓展经贸投资空间、维护运输通道安全都需要更多国家的积极合作。然而，一些国家抱有防范与遏制的冷战思维加大了中国维护外部安全的成本。

     此外，在全球层面的安全问题中，恐怖主义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将恐怖主义带入了“后拉登时代”。然而，恐怖主义不仅没有被打下去，反而继续蔓延。其袭击手法更具多样性，袭击目标更具针对性。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恐怖袭击的次数也在增加。

    从地区层面来看，除朝鲜半岛局势起伏不定外，我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基本属于“陆上无大事、海上风波起”的状态。朝核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已经有损我国周边安全稳定的发展利益。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仍需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也得到了地区利益攸关方的认同和支持。但如果朝韩双方缺少在敏感动作时与中国保持预先沟通的意愿，以及没有留给中国充足的对话协调空间，那么，未来半岛局势的不可控因素很有可能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中国与其他陆上邻国的关系可谓稳中有进，地区安全形势逐渐趋稳，中俄、中国与中亚、中印、中巴等双边关系都得到进一步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与推进也为地区安全提供了新的内生动力。反恐一直是中国与相关邻国安全领域合作的重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双方单纯考虑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带来的对抗局面。2014年底，美国将从阿富汗撤军，但美国此次“抽身”无疑也是在甩包袱给相关邻国。中国巩固西部安全需要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有关国家展开密切合作，上合组织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阿双方如何深化合作将是中国在地区反恐合作上的新挑战。

     中国与海上邻国因岛屿主权争端风波不断，自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实施以来，这一地区充满了更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美国的支持下，其亚洲军事盟友日本、菲律宾在与中国岛屿主权争端上态度更加强硬、政策更加激进。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然而，岛屿之争使得近几年我国与海上邻国的关系急转直下。虽然主要责任并不在我方，但局势的紧张已经威胁到我国在相关海域的正常权益，也威胁到我国海上船只自由航行、渔民捕鱼作业的安全。

     从国内层面来看，当前安全环境较为复杂、安全形势也不容过分乐观。中国发展正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中国正在通过深化改革来应对国内各种复杂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和改革必然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评估当前的国内安全环境，不稳定因素有所上升。反腐败、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社会矛盾、能源、网络信息安全等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在一起。

     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确保经济增长、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关键。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随着调结构、促改革的加快推进，中国将直面涉及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棘手问题，触碰当前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调整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如此，才能为有效把握发展战略机遇期创造稳定、安全的国内环境。

     威胁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

     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个叠加阶段。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在增多，中国维护安全的成本有所上升。

     世界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增加了中国维护其全球利益安全的成本。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导致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大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权力再分配的博弈过程中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G20取代G8建立了世界新秩序的架构。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攀升对整个全球政治权力产生了直接且有效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外部的安全边界、安全层级也随着影响的加深而扩大。加强海外能源资源的合作安全、运输通道安全、企业投资安全、海外国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中国维护全球利益安全的重要内容。然而，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既有受益者，也必然存在受损者，后者对前者的回击和抵抗造成了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系统自身的阵痛，受益者维护利益安全的成本也随之增加。

     西方国家常指责中国贡献不足，应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或热炒中国投资是在搞新殖民主义，在全球掠夺急需的自然资源而以美国、日本、菲律宾为代表的权利受损者不断挤压中国的利益安全空间，直接将中国作为其最重要的防范遏制对象。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中国精力充沛的对手局限在几个临近的岛屿上，这些岛屿和一个远东小半岛的一半给美国的力量提供了立脚点。 显然，钓鱼岛和南海岛屿主权争端为美国重返亚太在外交层面上增添了更多话语权。奥巴马今年4月在亚洲军事盟友间进行穿梭外交，通过宣称履行保护同盟国条约义务、加强军事合作来向中国政府施压。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有针对性的错误表态可能导致日本政府继续冒进，倘若日本在特定时期、特殊环境下误判或低估了中国所传递的敏感信号，那么，中日双方很有可能在东海海域出现擦枪走火。

     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增加了中国维护地区安全的合作成本。地区多边机制可以使各个国家降低协调沟通成本，减少多边体系内个别国家对机制安排的挑战，进而增加多边体系的稳定性。中国倡导多边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对话机制，希望在多边机制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上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政府重新调整了亚太战略。首先，美国开始加强与东盟国家联系，2010年6月美国成为第一个在雅加达建立驻东盟专任使团的非东盟国家。其次，美国在APEC启动多项谈判议程，提升其在亚太经贸合作的主导权，通过力推TPP谈判来构建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贸合作新机制。再次，美国积极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这三大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亚太地区安全提供者的定位争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导权。

     由于美国从过去的有限参与转为强势介入，亚太多边机制安排在发挥其机制自主性和协调性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导致其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合作上容易偏离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将使中国无形中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代价来寻求合作安全、维护共同安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倡导多边平等参与和美国倡导中美共责，侧重中国责任的博弈；二是转变多边机制中广泛性议题美国主导化；三是增信释疑，减少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中一再出现针对中国的现象。

     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加大了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的直接成本。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总人口数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刚进入新世纪时，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较好的时期，并认为做好周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确保边陲安宁、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状况相比世纪之初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一枝独秀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似乎迎来了周边国家在政策上对中国崛起事实的集中反应期，且这个过程正在发酵。

      影响中国维护周边安全成本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当前的岛屿主权之争。领土问题对应着国家生存安全问题，钓鱼岛及南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生存安全。日本政府自“购岛”事件发生后，其对华政策愈发强硬，在钓鱼岛问题上，安倍内阁沿着右倾化道路越走越远。日本一方面在自我冒险，一方面在寻求美国的明确支持。奥巴马在访日期间再次表示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反对任何试图影响日本管理钓鱼岛的单方面行为，这是将破坏维持钓鱼岛现状的责任推向中国一方。菲律宾与美国签署了为期10年的新安全协议，希望借助一纸协议提高其自身薄弱的防御能力，增强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争端上的筹码。领土争端解决往往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自2010年4月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订国界线的勘界议定书后，中国已经全面解决了除印度、不丹外的陆上领土争端。然而，在解决海洋领土主权问题上，由于受到区域外国家的影响，使得本应通过双方自行解决的问题在第三方的介入下而暂时搁浅。

      周边国家对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以及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认识和判断都会影响其对华政策的选择。而对华政策的变化不仅影响我国维护生存安全的成本，也影响我国维护发展安全、合作安全的成本。“中国威胁论”曾一度被大肆热炒和渲染，而最近几年，更多的邻国开始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大多数国家仍以充满矛盾的心态来看待中国。这种既寻求扩大合作又同时持有防范的心理不仅影响中国与邻国推进FTA新建及升级的谈判，也会影响中国加快“一路一带”建设，以及深化经济走廊、次区域经贸合作的落实。

      威胁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

      一是分裂问题。大国自古盛世皆统一，可以说，中国不统一，就不能有“中国梦”的彻底实现。分裂是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实为第一内患。把国家资源、人力、情报用于对付国内分裂，是最不值得的浪费。何况，分裂势力向来挟洋自重、引狼入室。

      二是腐败问题。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腐败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腐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了我国资源和国有财产的巨大浪费，加剧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严重威胁到了执政党安全。中央明确传递出反腐决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将打击腐败作为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作。这说明了反腐不是一时之役，而是长期、艰巨、复杂的标本兼治过程。我们正处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凸显期。许多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利益诉求集中迸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落后于民众对制度安排的期望，致使社会风险增大、社会包容力下降。腐败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公，社会不公现象又加剧了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不满情绪，一些热点问题在处理过程中的疏忽极容易引起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所以，腐败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安全危害巨大。

      三是恐怖主义问题。近年来，恐怖主义已经严重威胁我国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暴力恐怖袭击频繁上演刺痛着公众神经。我国在打击暴力恐怖主义问题上态度坚决，对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及其参与者、支持者零容忍。中国致力于与周边国家开展反恐合作，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联合反恐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反恐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我国遭受了多起恶性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一百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恐怖组织所采取的手段、所选择的地点、所追求的效果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手段上更加多样，引爆炸药、驾车撞人、纵火焚烧、闹市突袭、袭击警察和政府机关等重复上演；而且爆发地点从新疆境内蔓延到内地城市。

      四是生态环境问题。过去先污染再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粗放式发展，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追求经济增长如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无疑将挑战执政为民的底线。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有增无减；中西部地区区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部分节能减排目标任务未按期完成，滞后效应逐渐累积加大；近海海域污染严重引发海洋生态环境退化、渔业资源严重萎缩。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确保国家生态安全需要充分体现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实质内涵。

     五是网络安全问题。当前我国网民数量超过6亿，位居世界第一。网络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棱镜门”事件后引发了各国对信息安全的再思考，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在关键信息系统上面临着三大威胁：一是核心硬件设备国产化能力不高；二是信息数据防窃听监控能力不足；三是防范网络业务被瘫痪能力不强。我国用户上网的软硬件设备大多来自美国，政府、企业及个人信息和相关数据极容易被国外窃取、监听。从硬件上来看，美国思科设备占据了中国骨干网络七成左右的份额。从软件上来看，美国微软和苹果的操作系统几乎无可替代，其相关的办公自动化软件市场占有率也非常之高。此外，从用户数据上来看，中国几大社交软件用户量以亿计算，仅微信月活跃用户就超过3亿。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用户个人信息保护难度加大，一旦发生大规模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其后果及长远影响难以评估。

     此外，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社会安全问题在网络舆论中折射出来，一些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经过网络的发酵能够快速引起地方甚至全国、国际的关注，常常引发更大的社会效应，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放眼世界，通过社交网络煽动革命、发起群体运动已经不再是新鲜手段，“颜色革命”从互联网开启，“占领华尔街”运动借助网络发起大串联，西方国家也曾想通过社交网络煽动俄罗斯“革命”。回看中国，新疆“七·五事件”就是境外势力通过网络煽动引发的，2012年的各地反日游行演变为打砸抢也是源于网络煽动。所以，加强网络舆情监管，推进网络舆论法律制度建设，对于自媒体时代的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六是能源问题。随着我国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压力逐渐加大。自1992年我国能源消费量超过能源产量后，能源缺口逐年加大。如不加快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今后几年我国仍然将面临着能源高依赖、能源高消耗以及能源短缺的严重问题。

     制定合理战略，正确对待安全态势，理性处理安全问题

     以国安会统一制定安全战略，统一协调安全力量。当前，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挑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中央将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到最高层级的统筹、决策，并向外界传递出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在应对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不是要制造紧张气氛，而是要通过统一的规划布局、合理投资，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协调好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从长计议，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问题。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对国家安全观做了全面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希望通过统合国家安全领域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国家安全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这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求。凡是触碰到这两个方面就是在威胁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和本钱。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就是“内求稳定、外求和平”。稳定与和平是有底线的。内求稳定就是要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威胁，政治政权不受挑战，经济发展不受影响，社会稳定不受破坏。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宗旨”突出了人民安全的核心性，“根本”强调了政治安全的首要性，“基础”突击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保障”体现了社会安全的必要性。

     外求和平就是要坚决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致力于谈判解决领土领海争端，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权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我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交往始终坚持的基本准则，我国愿意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维护我国国家安全要有底线思维，要为最坏的打算做准备，为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努力。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依赖于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钱。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丰富，同样，我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本钱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充足。

    我国拥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实力。从经济实力来看，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有效支撑着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正因如此，中国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适度增加，中国运用经济实力的能力和手段在相应提高。从军事实力来看，中国军队正在向现代化、正规化军队迈进。中国军力日益增强，国防能力与日俱增。《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首次公开了十八个集团军的番号，机动作战部队和海军、空军、二炮部队的现有兵力，这是充分彰显我国军力自信的重要信号，表明我军能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立足长远，树立信心，韬光养晦，出手见效。当下中国不是任何大小安全问题都必须拔刀亮剑去解，而是当忍则忍。因为我们的志向在天下人心，而不在于蝇头小利。如果只想到自己的安全而不想到人类的大安全，只想到自己的安全而不考虑邻居的感觉，只想到国家的安全而不顾及各民族、各阶层的诉求，不仅不能取信于天下，也不能取信于国内，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

     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有着强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总体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就业形势平稳，海峡两岸关系发展日趋紧密，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当前，中国民众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应对恐怖主义问题、腐败问题、环保问题、能源安全等问题上态度积极，使得社会动员力和凝聚力有所上升。在维护国家内部安全环境上，民众的支持有利于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强大合力。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对外交往，并且是这一原则积极的倡导者和忠实的实践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国与周边绝大多数国家构筑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印边境问题的有效管控使得中国在陆上消除了传统的军事威胁压力。此外，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提倡通过协商谈判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各类争端，赢得了多数国家的认可和赞扬。这为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营造了有利的空间。

     安全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要服从于发展，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为了安全而谈安全。大国应有力，大国应有德，大国应心忧天下，大国应慎用权力，大国应志在高远，大国梦就是天下梦。如今，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实现“复兴民族伟大中国梦”离不开安全的支撑。因此，一旦国家的安全底线被侵犯，中国应坚定、果断、迅速地应对，绝不应妥协或犹豫。

     总之，21世纪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富国的世纪。中国的安全观要有高度、远见、效率和力度。有威力，更要有威信。当前，我国安全环境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只要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就一定能妥善处理国家安全的各种风险，维护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

    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的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在增多，中国维护安全的成本有所上升。威胁国家安全的内外部因素开始集中显现，因此必须更新既有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合理规划，正确研判安全态势，理性处理安全问题。只要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就一定能维护我国的总体安全。

何茂春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