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视角来看，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倘若中国不能积极参与对欠发达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帮助其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那么，在混乱和萧条的怒海风涛之中，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繁荣的中国孤岛能够长久幸存。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我们不能用自私和短视把一个本来大有希望的中国打造成史册之上的反面典型。

　 单纯从发展视角来看，即使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对外援助，虽然被某些人讥为“不计成本”，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也仍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市场基础上的经贸往来奠定了人才培养、基础设施、人缘网络等各方面基础。1954-1978年间，参与对外援建活动的囊括国内十几个行业数千家企业，仅派出人员就达30余万人次，成为当时长期严酷的贸易禁运环境下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活动的最主要形式。通过参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援建活动，中国企业认识到了自己的产业技术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所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拥有适用技术优势，树立了日后开展大规模跨国经营时不可缺少的自信心；当时外派的30余万人员也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相当的涉外经验，为中国企业后来开展全面跨国经营准备了人才。

　至于今天的对外援助可能为中国创造多少未来的市场、这些未来的市场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那就更显而易见了。毕竟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市场面临着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资本短缺、人力资源技能不足且纪律涣散等重重障碍，在海外发展中国家市场上，我们的成套设备、技术标准输出和战略资源投资遭遇的西方竞争对手最大优势不是别的，而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殖民主义遗产。要解决这一切艰难险阻，不能给相关企业添加过重负担，我们需要充分运用官方发展援助这件公共服务工具，为我们的企业在海外市场施展身手铺砌“入场通道”，建设尽可能平整的“竞技舞台”。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是世间常规。至于在实施这些援助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多少具有国际视野和阅历的本国人才，那就更是难以低估的收获了。

　在更高的层次上，中国不是想赢得更大国际话语权吗？中国不是热切希望走出被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日子、跃升到推动乃至主导国际规则制定实施吗？如果中国不能表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感，如果中国不能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愿意与别国分享繁荣，那么，其它国家凭什么要支持中国的主张？无论是正常的个人还是国家，没有哪个会喜欢葛朗台，更没有哪个会对他心悦诚服，衷心追随。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