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原信息产业部电信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的杨培芳，在上世纪90年代就初步形成了独到的互联网哲学思维，并结合产业实践，联合学界同仁致力信息经济理论体系的建构。在他看来，纪念中国互联网20周年，最重要的是申张互联网精神。

　  拥抱互联网精神

    在杨培芳看来，传统思维总爱犯两极化的错误，非黑即白，非友即敌，面多加水，水多加面，从而形成两元对立的方法论，也就是传统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

    杨培芳列举了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漏洞、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不良软件、黑客等，“这些负面的东西在实体社会就有某种程度上存在，只是网络具有放大效应，既放大好的一面，也放大坏的一面，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的社会还是正气压倒邪气，正能量大于负能量的。”

　至于如何抑制负能量的问题，杨培芳认为，单靠传统的兵来将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办法很难凑效，必须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找到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思路。

    杨培芳呼吁政府部门、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和媒体结合起来，形成透明的社会协同治理结构，使得互联网乃至整个信息经济通过有序、有效竞争，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什么是互联网精神？他给出了四个关键词：开放共享、扁平互动、多元协同、互利共赢。杨培芳认为，应该通过媒体向全社会伸张互联网精神，让它成为新时代的灵魂。只有大力弘扬互联网精神，才能建立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助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的目标。

   “但是现在，我们的脚（生产力）开始踏入信息社会，身子（经济基础）还在工业社会，脑袋（思维方式）却留在农业社会。具体表现就是各部门，各经济主体都企图把信息垄断起来，搞了许多信息孤岛。信息就是要共享，我们不能再用小农经济和厂商思维方式搞信息化，那样会使问题会越滚越多，找不到解决出口。”

　 必须抓住历史机遇

　 在杨培芳看来，当前社会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信息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关系和思维方法的矛盾。最重要的是“人们尚无法用传统语境和哲学思维来理解我们面临的时代”。

　 农牧时期，人们信奉地心说和一元论，形成了大一统哲学思维；工业时期，人们信奉日心说和二元论，形成了对立斗争的哲学思维。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揭示出更复杂的宇宙演化规律，社会也进入新旧发展模式的重要转型期。

　 杨培芳认为，在新旧模式的转换过程之中，国际社会的竞争焦点已经从硬件转向软件，从单机转向网络，从生产转向服务。目前不仅中国遇到了信息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关系的矛盾，美国、欧洲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美国最倡导经济个人主义，他们搞信息技术垄断，过度保护知识产权，最终结果不是共赢而是双输。

　 杨培芳表示，发展信息经济，既不能走高度集中的控制模式，也不能走极端分散的自由化模式，必须探索一条异质竞争、分工合作、多元协同的新发展模式。

　 杨培芳说，“我国拥有雄厚的智力资源和软件后备大军，同时拥有13亿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巨大市场，更重要的是我国拥有更适合信息共享、互利共赢的社会文化。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出现了华为、中兴、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新秀。一旦运用后发优势，抓住历史机遇，到2020年我国工业化基本实现之际，信息化水平跃升到国际第一梯队甚至引领世界潮流都是有可能的”。

　 信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杨培芳说，现代哲学认为，物质、能量、信息表征着整个宇宙存在的三种本元，人类社会发展也离不开物、能、信息这三种基础资源。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如果信息消费太少，就会相应过多地消耗物、能资源；反之，信息消费强度提高，有利于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相应减少物耗、能耗。在这三大基础资源之间存在着某种置换关系。

　 “我们在一项课题研究中，采集中国2000年度至2009年度统计数据，计算结果表明，单位GDP的信息消费量每增长10%，单位GDP能耗降低1.8%;物耗降低1.4%”。

　  那么信息经济有没有增长极限呢？杨培芳说，工业经济以钢铁、水泥、稀有金属为基础资源，信息经济以沙子（硅）和数据为基础资源，沙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而且消耗量越来越省，数据可以共享，而且越享越多。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就讲过，“如果谁还用旧经济思维去经营新经济，那肯定要失败”。华为公司正是靠这种开放创新、优质价廉的互联网精神立足世界，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杨培芳 原信息产业部电信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