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至今，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已近6年，其间，各国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但经济复苏缓慢。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危机以来全球进入了后危机时期，也称“非常态”时期，也就是说，全球经济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一般常态，将不断出现新的衰退和危机。有学者按照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的观点认为，从2008年起始的全球经济危机是本轮长波，由繁荣走向衰退的大拐点，从2010-2015年则是长波由衰退向萧条的过渡期，很难走出全面复苏的轨道。日前，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吴念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后危机时期的主要特征，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金融业的应对策略。

　　后危机时期的主要特征

　　记者:这次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体系受到了剧烈的冲击。目前，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它的表现特征是什么？

　　吴念鲁：第一，复苏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痛苦的过程。为什么说是长期的呢？这是因为，很多规律被打乱了，而且复苏的基础也发生了动摇。危机重创了美国银行体系，造成成百上千的中小机构以及五大投行破产倒闭，花旗、摩根等大银行损失惨重，濒临破产边缘；在全球金融市场信心受到次贷危机普遍打击后，高达几百万亿美元的信用衍生产品立即遭遇信用贬值的冲击。据统计，全球50多家知名银行、对冲基金及保险公司受到波及、损失上千亿美元，重挫了全球金融业，并直接重挫了实体经济，不少国家经济呈现负增长，成为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什么说复苏是缓慢痛苦的？这是因为在实体经济尚未好转，失业情况依然严重的情况下，2011年又爆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不仅涉及纳税人的利益，也加大欧元区富国与穷国产生矛盾，欧债危机并未过去，拖累经济复苏的因素将长期存在，它影响欧洲经济的回升；美国与一些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在实施，还得经受如何“退出”的考验，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直到今天，全球经济状况仍没有完全恢复、完全扭转。中国过去所经历的高速增长时期，现在也已经成为过去。尽管中国还将迎来一个新的增长时期，但增长速度无疑将放缓。

　　第二，全球经济体都采取量化宽松的经济金融政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发展由市场自我调节、自由发展，不用去干预。从本世纪全球经济发展来看，完全让市场自我调节，结果是失败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完全按照市场去发展肯定是不行的。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可以通过竞争或价格实现自我调节。但是由于垄断的产生，市场被扭曲，价格被扭曲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政府干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修正新自由主义不干预经济的政策，采取较低的金融杠杆和更多的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政策，具体表现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严格的监管，很高的银行资本金要求以及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等等。但是，新政策打压了美元购买力，美国为应对危机不断降息，增加市场流动性等措施，削弱了美元的国内购买力，使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剧。凡采取量化宽松的国家同样要经受通胀的压力。与此同时，巨额的财政赤字，是各国后危机时期最严重的威胁。而严格的监管和更高的资本要求，使西方银行的运营和发展受到阻力。

　　第三，生产消费领域出现新动向。危机开启了新一轮并购和财富争夺战，国际跨国公司出现重新组合，进一步引发了新一轮并购重组与财富争夺。表现在生产与消费、供应与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在制造业、商业领域突出显现，谁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创新，谁就占领市场、引领市场，并期待能出现新的有影响力的技术创新，比如油页岩的开发，将影响整个能源市场供求的格局，又如机器人的成熟运用，出现了生产服务外包向内包回流的动向。随着网络科技的创新和网购的火爆，企业家重新思考，企业如何重新定位，“谁是新的消费者”、如何“重新设计消费模式”、如何“优化商业模式与构建新的营销模式”，等等，用以促进和推动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第四，全球经济格局正面临“再集团化”的趋势。欧美经济潜力在减弱，尤其是欧盟很难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美国经济实力虽有所削弱，但他仍居最重要的位置；近来，美欧、日欧开启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被人们密切关注。中国与印度等“金砖五国”新兴市场为一方的经济体将重构世界经济新格局，虽然并未形成统一的力量，但是近期会议一致决定成立金砖五国开发银行，引起国际社会和世人瞩目。为此，全球经济金融贸易自由区的组合会有所改变和调整，新的集团组合将会出现。全球主要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在这变化调整、破旧立新的时代，人们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构建是必须的。国际社会需要通过重新思考来形成新共识。西方试图以新的经济格局确保集团的自身利益和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问题。

　　我国在后危机时期的金融策略

　　记者：面对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金融的这些变化、调整与改革，中国应对危机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在国际大舞台上我们应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吴念鲁：在后危机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当中应该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为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金融新秩序做出自己的努力。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将继续做出新贡献。但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中要有相应的话语权，尤其是要拥有参与制订全球经济运行游戏规则的权利。中国尊重各国的核心利益，但是，中国的自身核心利益也需要得到别国的尊重。中国要更多地承担世界大国的责任，也必须维护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纵观近两年来的形势，不难发现世界经济金融的失衡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自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在自主发展的前提下，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沉着应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提高综合实力，实现科学发展，深入研究金融危机的规律，为促进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健康发展，为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而努力。

　　记者:为保证我国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下一步我们应当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吴念鲁：第一，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破解失衡的根源。为什么全球失衡没有解决？追溯历史，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进入了牙买加体系。所谓牙买加体系，实际上就是美元和黄金脱钩，变成美元信用本位制。这就为无限度发行美元钞票开了方便之门。为此，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和经济的失衡，是通过信用美元的发行和流动来予以平衡的。从总体上讲，世界的流动性应该是泛滥的。但由于经济周期的缘故，有时候流动性偏紧，有时候很宽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利用自己的特权，大量地输出美元，平衡经常账户的逆差。

　　这种现象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否则新一轮的经济泡沫必将破裂，经济失衡更难以缓和和纠正。随着全球化进程加深和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改革，全球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多元化的货币体系必需出现。对此提出以下五条措施：一是要推动建立多元化、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体系，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公正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二是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性应该调整，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和话语权。三是加强国际资金流动与交易的监管。四是控制资产证券化的杠杆倍数，加快统一全球会计准则和信用评估准则。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全球会计准则不统一的话，整个监管就是不平等的。五是应该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加强二十国集团的作用，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状态。

　　第二，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从经济改革的发展来看，应该让市场来决定，让市场来解决问题。但是，我认为，我国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要妥善处理好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当然更多地要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然而，由于市场主体是分散的，它的信息也很分散，微观主体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汇聚到宏观层面，有可能它不符合整体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中其实发挥的作用更大。财政绕过市场，直接分配资金。所以，应该充分重视财政的作用。同时，中国应该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密切跟踪和调控好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某些项目波动性太大，其规律不易把握，如果把它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话，可能会有误导。因此，要进一步研究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注重货币政策操作的稳健与审慎。为此，必须密切关注美国可能实行的第四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危机对我国的转嫁。同时，必须把握好货币政策的节奏，避免货币政策成为经济波动的原因。

　　第三，妥善处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美国强大？因为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非常强大。现在美国是一个经济大国、经济强国和资本大国、资本强国。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正迈向经济强国，最终目标是资本大国和资本强国。现在，我们的虚拟经济还差得远。虚拟经济是什么？首先，虚拟经济要有完善的、成熟的信用体系。其次，要有发达的资产证券化机制。只有这两者很好地结合，才能够形成虚拟经济。比如，喝啤酒要有点儿泡沫，有点儿泡沫味道才好。所以，它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啤酒泡沫太多、太大，泡沫就会破裂、流出。它对经济就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反作用。为此，我们应该正确评价虚拟经济作用。如果我们不发展资本市场，我国的资产定价权、溢价权永远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财富将被外资轻易地侵占。事实上，资产价格重估是释放中国未被市场定价财富的一个过程。要更好建立财富公平公正地分享体制，让更多的群众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实现本世纪头20年国民经济翻两翻的战略目标有重要意义。

　　同时必需深刻认识资本市场对经济强国的促进作用，要发展成资本大国、资本强国，没有资本市场就无从谈起。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金融资产的扩张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不能低估虚拟资本和财富效应的作用，以及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作用和合理配置资金资源的作用。

　　第四，要打造一批现代化的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经济金融健康的微观基础，在于微观主体的质量。只有企业质量不断提高，才能经受经济周期波动的考验，才能够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为此，必须推进国有民营资本向有实力的大公司、大企业整合集中，形成80到100家规模强大、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和知名品牌的现代化、国际化的跨国企业。我们“走出去”可以借鉴原来“引进来”的一些办法，比如,通过投资、并购、相互参股、经销代理、建设开发区，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使生产销售本土化，逐步缩小与“引进来”的差距，增加对外投资的总量，提高对外投资的效益，完善内外联动，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互利共盈。

　　应重新审视我国企业特别是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这次危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并购、参股的条件和时机，但是在选择地区和国家、行业、企业时，必须经过仔细认真权衡，全面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要实现出海的本土化，要与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相结合，才能持续发展，获得双赢和多赢。

　　第五，加快人民币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从西方国家来看，货币完全可兑换在经常账户开放之后15到20年后可实现。我国1996年底，就开放经常账户，按照这个算法，到2016年就20年了。届时参照国际经验，人民币可以考虑开放资本账户，另外，中央希望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全球交易、结算、定价中心。如果届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话，上海就不可能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因此，人民币可兑换最迟应在2020年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以供给方为主导，主要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政府行为，但是可兑换的货币并不一定能充当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主要是由非居民对该国货币需求偏好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尚需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接纳。因此，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走完国际化进程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日。

　　记者：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安全则是现代经济安全的核心。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安全，您有何建议？

　　吴念鲁：当前和今后来自国际和国内危害经济金融安全的问题随时可能发生。对此，应制定经济金融安全法律和法规，还可把重要的事件列入紧急预案中。

　　首先，要高度警惕金融领域里的风险，必须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特别是防范不良资产的攀升，因一家机构经营不善引发全系统风险。在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中，应保障金融业的公平竞争，防止因垄断行为而引发风险。必须保护公众利益，决不允许以防范风险为借口侵犯客户利益，为此应加快实现存款保险制度。

　　其次，凡重大金融政策的出台和国有金融资产以及其他领域国有资产乃至民营资产发生重大变化时，可经过人大听证，通过立法程序。因为只有决策程序的公正和透明，才能保证决策结果的正确性。这样才能保护国家、民族、百姓的利益不受侵害，保护国民经济秩序正常运行，防止危及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事件发生。

　　再次，凡涉及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如果允许外资参股，要限制股份的持有，决不允许其拥有控股权。对一般企业，如引进外资、吸收外资参股，也应尽量规避双方利益冲突，以利实现真正的互补和双赢乃至多赢。对外资银行独资申办我国最基层村镇银行时，也需审慎，以利维护我国基层经济信息安全。

吴念鲁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