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以往，我国就发展农业讲农业发展讲了很多年，核心就是搞农业机械化，效果并不好。后来又提出“农村城市化”道路以综合解决三农问题，虽然有部分农村靠乡镇工业富裕起来，但却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农村城市化”让农村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农民失去土地”、“农民被上楼”，要农民过上大城市生活，这不一定是社会进步，很可能是落后观念的体现。

　　人类在工业化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大城市病开始在世界各地蔓延，我国的城市建设早已出现同构现象，不少中小城市也开始像大城市那样交通拥塞、环境污染。人们必须搞明白，消灭城乡差别，指得是消灭贫富差别和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差别，决不是产业结构、居住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差别！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与时俱进，要选择农村信息化为突破口。第一是发展精细农业，原来我们的农业都是粗放式的，甚至有些地方广种薄收，现在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准确地掌握这块地的成分，它的性质，测定它需要什么肥料，同时可以通过集约化的经营，让专业化的公司帮他去平整土地、帮他施肥、帮他播种、灌溉，帮助收割，在专业化的分工基础上实现精细化生产，大大提高效率。这个专业分工最大的支撑就是信息通信网络，没有信息通信网络，专业分工也分不起来，农业生产只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

　　第二是提高农民素质,农村信息闭塞，教育普及程度低。一旦有了宽带网络，农民会快速提高知识水平和劳动素质，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找到能够产生价值的产品，通过网络推销产品和服务。我国苏北地区有个沙集镇，那里的农民很穷，许多人跑到外地打工，也难以改变生活现状。后来几个年轻人通过办网站卖家具找到致富道路，辐射到全村、全镇的许多农户都搞起电子商务和家具物流服务业。一位中年妇女说“我家三口人，过去是丈夫、儿子外出打工，我留守种地，现在我当了老板，丈夫和儿子回来给我打工，因为我给他们开的工资是他们外出打工的两倍”。

　　第三是和谐新农村建设，我们改革30多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社会精神严重缺失。如何通过信息的扩散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增加农民参政议政能力，促进农村民主化建设，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有了信息网络沟通渠道，好多问题容易达成共识，促进农村和谐发展。

　　2、解决贫困问题的后现代化思路

　　信息通信网络提供了解决穷人经济问题的后现代化思路。大家知道，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观点。舒尔茨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富人有钱，没有东西要买，穷人想买东西又没钱。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全球经济停滞。

　　怎么解决穷人的问题呢？传统的思路就是鼓励富人多挣钱，等富人富起来以后，通过税收、捐赠，叫做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办法来反哺穷人。这是西方的传统思路，我国前些年也是这样的思路。但是舒尔茨有一个新的视角，他说穷人主要不是穷在土地和资源上，主要穷在信息闭塞、教育程度低下形成的劳动素质落后。所以应该采用后现代化经济的办法，就是利用信息网络的外部效应，直接提高农民的劳动素质，让他们自己创造财富。

　　如果通过发展通信，直接提高农村落后地区的劳动者的素质，解决信息闭塞问题，等于教给了他直接创造财富的手段。不要等待富人更富了以后，再去反哺穷人，这个路子太长，而且在中国很可能根本走不通。现在由于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完全有可能采用另一条路子，让落后地区更早一些更快一些采用高新技术，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提高他们的协同生产能力、交易交往能力和社会民主化水平，实现整个社会均衡发展、和谐发展。
3、用超低价格撬开农村宽带市场

　　通信服务业走过了模拟时代、数字化时代，目前已经进入宽带化时代。在模拟时代，我国通信服务十分落后，年龄大一点的都有过电话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的经历。在数字化时代，我国通信行业乘改革开放东风，实现了迅猛发展，固定通信、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规模都远踞世界首位，网络装备也实现世界一流水平。但就在最近五年，我国遇到了体制、观念和利益纠葛。3G决策周期太长，光纤到户步子太慢，三网融合利益执肘，致使数字化时代跨越发展的后发优势消耗殆尽。最近，电信企业开始重视宽带网络建设，但仍然没有摆脱工业时代“先东部后西部、先富人后穷人、先低速后高速、先城市后农村的线性思维模式。许多发达国家用户接入带宽都达到100M以上，韩国计划2015年将实现1G带宽接入，我们的宽带发展目标还定在20M，我看观念还应该再新一点，步子还应该再大一点。

　　有人说农村地广人稀，环境恶劣，有的村庄到县城上百公里的通信线路，资费应该比城里更贵，否则企业非常不合算，没积极性。但是大家没有深入研究信息经济规律，大家可能不知道，网络行业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就叫做网络外部性，什么叫网络外部性呢？就是新进入的用户给原有的用户带来了额外的好处。

　　比如上海公司一位老板，想把产品卖到青海，如果没有信息网络，就得派推销员过去。如果青海农村地区，有了网络用户以后，你的推销员可以不去，直接打电话或者在网上推销。也就是西部穷人进来对东部富人产生了额外的好处。

　　另外在欠发达地区，信息通信的使用价值远远高于发达地区。我们在十几年前做过定量研究，我国电话通信的社会效益，是电话费用的10倍以上；而在非洲有的国家要达到了80多倍。美国相对低的多，只有2－3倍。中国最近没有做这样的测算，如果做的话，我想农村地区打一个电话的使用价值也会比城市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农村发展信息通信肯定有市场前景。

　　我国山西有个村庄过去种粮食太穷，种菜又卖不出去，后来村委会把文化站改成互联网站，还建了自己的网页，一下子把胡萝卜买到全国甚至国外。农民切实尝到了信息化的甜头，他们说，不是互联网选择了我们农民，而是我们农民选择了互联网。

　　在山东寿光蔬菜基地，菜农可以用手机监测、控制蔬菜大棚的温度湿度，随时掌握市场行情。我国还有些不太发达的县城，那里的新建居民小区都有了宽带上网，可以跟国外视频聊天。最重要的是费用40元包月，不限时间、流量。同时每一个家庭的客厅里还有可视电话，可以看到小区的大门，看楼外面的情况。如果拨一个房间号，就可以与邻居在客厅里通可视电话。这些都说明，未来的农村小镇，完全可以使用比大城市还要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装备。

　　有人总是认为，富人才用的起高新技术，穷人只能用便宜的适用技术。这是传统的工业化的思路，用后现代化思路看已经过时。现在中国人用的手机比美国人用得就先进；中国的通信传输都是光缆设备，铜质电缆基本没有了。可是你到欧洲去，好多城市还在用铜制电缆。我们是后发国家，没有必要再用铜质电缆技术，因为光缆已经比铜缆便宜得多，这正是我国信息技术得以跨越发展的切入点，这个规律不但适合城市，也同样适合农村。

　　4、建立农村信息化的长效发展机制

　　我去过中国最穷的地区，还有最穷的县，也去过西藏环境很差的地区。在那里确实有很多已经通了电话的村，因为交不起电话费又拆下来的情况。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有些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确实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自然村根本不适合人们居住，应该搬迁。对于大部分农村而言，发展信息通信能不能形成一个长效的市场机制？光是靠政府第一推动，很可能把电话通下去了，因为付不起费又拆下来了，这种情况将来会不会杜绝也很难说。这就需要一个长效政策，就是要以穷人负担得起的价格享受先进的电信和信息服务。这个政策是美国人先定下来的，中国目前只能普及到“基本电信服务”，还没敢说“普及先进信息服务”。实际上我看完全应该普及到先进的信息服务。因为先进的电信技术和通信技术不一定昂贵，可能更便宜。九十年代中国用的“大哥大”在北京要三万块钱，现在一台精巧的手机比那时候的功能强得多，好用的多，现在几千块钱甚至几百块钱可以买来，这就是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不同点。

　　另一方面，现在的市场跟二十年前的市场大不一样，过去这个村子穷，大家都穷，谁都装不起电话，现在每个村庄总有几户先富裕起来的人。现在不是你要去推信息化的东西，而是富裕农民主动地要求通信息。我国西部有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县，这个县城是刚刚有了移动电话，手机信号在县城里有，周边离了有几公里就没有，但是有些年轻的农民，他那个村里还没有基站，他也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手机，骑着摩托车到县城边打电话，他很着急，说什么时候我们村有基站就好了。一部分农民意识到了信息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说按传统的历史线性分析办法，很可能说农村较穷的地方不需要信息通信，看不到它的未来。过去常说的一个笑话，两个推销员到非洲去，一个推销员说非洲人根本不穿鞋，没有市场，另一个推销员说非洲人没鞋穿，市场太大了。

　　有人说你讲的都是理想情况，根本不现实。在农村普及先进的信息通信成本很高，ARPU值很低，是要赔钱的。所谓ARPU值就是每个月用户平均付出的费用。农村用户的ARPU值肯定在开始的时候很低，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亏损，就看盈亏平衡点在哪儿一般推迟3－5年是必要的，ARPU值是一个收入的指标，还要看平均成本，才知道企业能否可持续下去。与其他消费不同的是打一分钟电话单位的成本是随着用量的总分钟数急剧下降的，也就是这个网络建成以后，你用得越多，平均本就越低，虽然穷人进来ARPU值相对来讲降低了，但是你成本也降低了，因为你的分母增加了。

　　前几年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搞了一个铱星电话系统，在海里打电话，在珠穆朗玛峰也能打电话，直接通过66颗卫星转接，打一分钟3.5美元。但就是因为它的用户太高端了，把全球卫星的费用加到少数有钱人的身上，结果支撑不起来，不得不破产。

　　只有让低端用户进来，才会稀释网络的单位成本，产生新的市场空间。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动态地、前瞻性地来看问题，用户越多，分母越大，单位成本就会急剧下降。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各个大运营商已经在农村竞争信息通信市场，如果政府能够在政策层面给予更大、更多的倾斜，要从法律上明确信息通信业的准公共品的社会定位，要建立信息通信普遍服务制度，才能促使我国农村信息化健康持续发展。

       杨培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