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历届“三中全会”备受瞩目，甚至成为了改革的“代名词”。

    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审议通过了长达2万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新任掌舵人习近平则就这一《决定》做了长达12000字的说明——《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由此，外界开始从中捕捉未来中国走势的蛛丝马迹。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此进行了经济学上的解读。

    不解决问题就不能前进

    “中国目前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是此次全会不得不开的背景，因为不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就不能前进。《决定》正是围绕存在的问题展开，力求解决这些问题。”李义平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涌现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做大却没有做强，且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在中国的实体产业中，却没有出现世界知名品牌，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同时，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依赖资源、依赖劳动力、依赖环境，这些资源价格没有充分地被计算。

    生态文明是中国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不论是“十八大”，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都将生态文明作为了重要议题。而生态文明是后发展国家应当汲取的先发展国家的经验教训。

    “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开始注意这一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被提出。2000年各国领导人共同提出要善待资源、善待环境，环境对人的危害特别大，而且有很大的外部性。生态文明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共识。”

    李义平看来，中国发展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突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生了内需和外需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严重失衡。比如，在社保、教育、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消极应对，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

    官员腐败严重是第四个需要应对的问题。在现有的体制下，政府掌握了大量资源，并且将审批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了一起，由此，腐败问题源源不断。典型的计划经济下，“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严格规定权限，严格监督权力，严格处理腐败。

    我们的体制把最能干的人引导去做官，这样搞下去，行政机构工作效率反而不高。应当按照监管、服务市场经济的职能，重新设计组织结构。”李义平看来，政府机构效率低下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第五个重大问题。而《决定》提到，将用现代的管理体系提高整个现代管理的文明程度和能力。

    第六是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冷战”以后前苏联、东欧的解体，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高调回归亚洲﹔日本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都认同的秩序。与此同时，韩国与日本、美国的关系，越南和美国、日本的关系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清楚认识三大障碍

    李义平分析，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六大问题，主要由三方面认识不足造成。

    首先是党政干部普遍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现阶段的改革不是简单的工业化，中国正面临两种转型：一个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一个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使得中国的发展转型异常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非洲等独立国家也实行了工业化转型，但仅仅是发展转型，而不存在体制转型。中国40年的计划经济虽然成就斐然，但也成为发展的巨大包袱——计划经济造成了强大的行政力量﹔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规则、制度乃至意识形态﹔还伴随着利益集团。

    “经济学上成为路径依赖，中国经历的计划经济会遗传到当下，影响到人们，典型的就是国家发改委等职能部门。因此，中国的发展转型比别的国家要难。”

    其次，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到位，存在着极端功利主义。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太功利，只是把它作为工具，没有认识到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没有健全的制度体系，市场经济的功能是发挥不出来的。”

    第三，对改革开放的曲折性、艰难性认识不足，对渐进式改革的优越性在某种程度上盲目乐观。渐进式的改革，使难题积累得越来越严重，而且在改革过程中会产生新的问题，曾经的改革者会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今天的改革，党中央不成立全面领导小组就非常难进行，已经不是35年前的改革。

    李义平认为，“35年前的改革，经济学术语称作'帕累托最优'，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增加一个团体的利益，可以使所有人的利益都增加。而今天的改革是利益再分配、权力再调整，必然涉及到行政体制、行政机构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的时间阶段，我们不排除某些人还存在着'鸵鸟意识'。”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李义平说，《决定》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而不是某一方面。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但是制度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支离破碎的。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支撑条件，它不仅有产权的变革、财政体制的变革、统一市场的建立，而且有政府职能的转换、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必须全面推进。

    “中国一旦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那将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李义平说，市场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是把有限的把土地、劳动、资本等资源得到最大程度发挥作用，比如中国浙江并没有资源优势，但得益于充分发挥了市场调配资源的机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积极性，以短短20年时间完成了欧洲百年工业化进程。

    “只有市场经济能把所有人掌握的信息调动起来。步入市场经济以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有了大踏步发展，美国翻了16倍，德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当代中国步入市场经济后，30年结果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三次伟大的工业革命都是诞生在市场经济国家。这足以证明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

    李义平同时指出，市场配置资源必须有一定的制度载体。如果没有系统的制度载体，市场的功能便发挥不出来﹔如果载体有缺陷，市场的功能也会有缺陷。而深化制度改革，首先是明晰产权，国有企业能不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民营企业能不能蓬勃发展﹔其次是严格规范政府职能，能不能创造条件让企业充分竞争﹔第三是统一市场，破除地方保护，打破垄断。第四是保证公平平等地自由进入，资本和劳动能够自由流动。第五是建立诚信的社会文化，形成互相信任的企业精神，降低交易费用。第六是健全市场经济的法制。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需要不断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李义平分析说，市场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看不见的手”引导资源的流向，激励创新。如果受外部干预，就会扭曲价格，传递错误信号。比如农业反哺工业的政策，使得农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此外，发挥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李义平说，目前的发展中，有些政府常出现错位、篡位的现象，比如城市化发展中，政府的人为推动造成了拔苗助长的现象，而城市是否有足够的就业岗位、能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能不能提供充分的教育资源等等问题，被人为忽视。 

    “以往的经济发展中，政府过多地将精力放在了宏观经济的层面上，未来的发展中，微观经济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李义平分析说，一方面是国有经济如何发展﹔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如何发展，这两者是中国经济扎实的微观主体。当微观主体充满活力的时候，中国经济将充满活力。

    李义平提出，国有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未来必须要对国有企业的功能重新定位。关于国有资本，国家应当主要采取管理国有资本的形式，而不是管理国有企业的形式。管理国有资本可以是全资，可以是控股，也可以是参股。不能把国有资本绑架在几个国有企业上，一旦经营不善，政府便不得不埋单。无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国家要学会撤回投资，按照市场经济的思路办事。

    李义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