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9日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2013-2014）》（刘迎秋、吕风勇主编）。课题组专家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再次经历了一个从下滑到回稳的过程，国内外需求疲弱、经济结构调整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中国经济正由需求衰退周期转向供给调整周期，将可能使得次高增长成为常态化。2014年，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体制改革带来的需求效应不确定、经济结构持续调整等影响因素，但国际环境会有所改善，改革也有利于稳定预期，所以尽管可能会有一定的短期波动，总体仍将保持平稳运行。

　　本科研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课题组的年度研究报告，专注于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跟踪研究，探讨一定时期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未来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该研究报告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 投资链式调整，经济探底回稳

　　研究报告分析，2013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同比增长7.7%、7.5%和7.8%， 2013年第3季度才有所好转。2013年前两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主要是经济调整没有完全到位，以及产能过剩和消费减速所产生的紧缩效应带来的。2013年第3季度，GDP增速回升到7.8%，特别是8月份和9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达到10.4%和10.2%，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内生调整已经较为充分，经济运行进一步趋于平稳。制造业投资由于2013年前三季度已经向下调整得比较充分，未来有望能够保持平稳，但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反弹；房地产投资由于2013年经历了较高速增长，加之住房需求释放力度较大，尽管土地购置面积降幅较上年明显减小，未来投资增速将会有所放缓；政府主导的投资将仍然在“稳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由于新一届政府立志加强结构调整，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刺激增长的做法，因此，政府投资的效果将有所减弱。综合这些因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14年将呈稳中略降的趋势。

　　（二）房地产投资“稳增长”作用上升，制造业投资“保增长”作用明显下降

　　研究报告指出，2013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本保持平稳，为20.2%，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9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特别是住宅开发投资提高了9.0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稳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明显上升。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速为12.9%，低于上年同期1.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较大。进入2013年，房地产和住宅开发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的贡献点数显著增加，“稳增长”作用上升。制造业投资的下降则是需求没能如预期回升、经济持续内生紧缩的结果，特别是重化工行业的产能过剩、PPI价格的持续下滑等，更是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

（三）通货膨胀成因复杂，“控物价”面临艰难的选择

　　专家说，2013年前三季度，CPI维持了2.5%的温和同比涨幅，PPI则同比下降2.1%，连续19个月保持同比下降态势，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也同比下跌2.2%。不仅CPI和PPI保持一定程度的背离，而且CPI和PPI内部不同价格指数之间的涨跌也相差较大。CPI中几乎所有的食品价格指数、居住价格指数中的住房租金价格、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指数中的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价格、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中的教育服务价格，涨幅都比较大，交通和通信价格指数则出现了一定的下跌。食品、居住和教育类消费品等价格的过快上涨，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压力，也将进一步增加劳动力成本。PPI中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同比降幅较大，特别是采掘价格指数和原料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6.2%和3.3%，冶金价格指数也有明显的下降。

　　专家强调，物价之间的表现差异大，影响因素复杂多样，将增大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就中国物价变动的复杂情况而言，中央银行面临着诸多两难处境，严重束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一是CPI和PPI走势背离，中央银行选择过松的货币政策有可能使CPI超出控制目标，过紧则会进一步加剧PPI下滑压力；二是影响CPI上涨的结构性因素作用较强，过松的货币政策有可能推高CPI，但是过紧的货币政策对于降化CPI涨幅作用并不明显，甚至会伤及实体经济，即货币政策具有不对称的作用效果；三是偏松的货币政策会更大程度刺激资产价格上涨，却很难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即增加的货币更易滞留于虚拟经济，却很难流入实体经济。因此，如何合理调整目标通货膨胀率、动态调节货币投放力度，将构成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大考验。

　　（四）需求衰退周期逐渐转换为供给调整周期，次高增长将呈常态化

　　课题组首席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刘迎秋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向“次高”转换，以2013年为标志，这种增速转换已经成为结构性和阶段性的长期的周期性下滑，即主要由需求不足的周期波动演变为供给约束的周期波动，从而次高增速将常态化。一是要素成本上升将推动服务业比重提高，但服务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于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所以，服务业在国内产出中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二是产能过剩的消解有赖“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实现，这决定了结构调整的完成持续要较长的时间。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还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至少需要用3年至5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三是全球化、城镇化和重工业化“三化”叠一的时代已经逝去，曾经由其伴随的需求热潮将会出现趋势性回落。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速具有趋势性回落的特征，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由需求不足的矛盾转化为供给调整的矛盾。

　　（五）经济运行将在改革和调整中逐渐回稳，需在“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中寻求平衡

　　报告分析，由于结构变化和阶段转换特征明显，未来经济难以再现高速增速局面。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内生调整越来越充分，经济主体也越来越适应次高增长的新形势，经济自主性增长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在经济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 2014年将基本保持稳定运行，并且经济增速会略有提高。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或为7.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为2.8%，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或为2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或为13.3%，贸易顺差或为2400亿美元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或为7.0%。

　　专家认为，尽管经济运行的稳定将有所提高，经济增速甚至可能会略有提升，但这都不具有必然的趋势性，仍然需要宏观政策的有效调控，并且要在“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中寻求平衡。专家提出建议：第一，要适度加大政府主导投资的规模，部分抵消投资增长放缓对经济产生的紧缩效应，但要避免刺激新的过剩产能的形成。第二，在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盘活存量，用好增量，通过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结构转型。第三，继续推进税费改革，合理调整和降低居民支出负担，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第四，将促进中小城镇发展作为推动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以中小城镇为主体来统筹城乡发展，并以此尽快促进国内投资需求的提升。第五，重新审视和调整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加大对一般贸易出口的支持力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矫正扭曲的内外需结构。第六，释放以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健康增长的积极信号，稳定市场预期，引导社会资源向着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方向流动和配置。

（六）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有所减轻，但结构调整成果仍需巩固

　　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1年的0.6159下降到2000年的0.4747，然后提高到2011年0.6304，总体处于次级不均衡状态。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数已下降至0.4889，从次级不均衡走向了次级均衡状态。2012年，由于在GDP增长率下滑的同时，M2增长率大幅度降低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有效控制，金融结构失衡指数出现大幅度下降；国际环境的改变导致的出口放慢等，使得国际收支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变，而收入分配结构也由于实体经济的下滑、政府的调控，以及统计上的困难，有了一定的下降，投资消费结构也由于政府没有推出过度刺激政策没有恶化。不过，2013年中国经济结构变化表明调整的成效并不稳固，如：结构调整带有一定的周期性、结构调整带有很强的被动性、产能结构过剩仍然严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有明显增长。结构调整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矛盾，都是新一届政府推进经济调控和结构调整时需要面对的严峻考验。

　　（七）家庭消费过低与政府投资过高的增长模式加剧了产能过剩的波动

　　研究报告分析，多年来，中国GDP中的居民消费仅仅占中国GDP的30%多，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居民消费的比重低反映了中国居民掌握的资金较少，很多资金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大量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中，虽然有利于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展经济，但是，由于政府使用资金的效率较低，其投资的项目效益也低于私人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GDP中的比重进一步升至46.1%，高于2011年；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降至2.7%，远低于2007年的8.8%。这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正在从对外需的依赖转向对国内投资的依赖。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的比重依然低迷，维持在35.7%的水平。中国政府曾努力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2011年居民消费确实也出现了小幅度的上升，但随着2012年经济增长的放缓，经济增长对信贷和投资的依赖程度又有所加强，随着投资的增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实现经济再平衡仍是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八）较低经济增长时期需要更高货币规模

　　专家说，对于货币快速增长的累积结果，人们往往抱有忧虑，2012-2013年的论争便是以M2/GDP为缘起，认为较大的货币规模带来产能过剩与价格泡沫等现象。但是，导致产能过剩与价格泡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货币的作用不仅仅是扩张产出和在某些市场形成泡沫。对于当前的较低经济增长而言，较大的货币规模恰恰是必需的。对比1991-2012年的经济增速与货币规模可以发现，经济增速与货币规模存在反向关联，当经济增速较高时，M2/GDP较小；当经济增速较低时，M2/GDP较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低迷时货币周转速度减慢，为维持同样甚至较低的经济增速，需要更大的货币规模。经济增速与货币规模的反向关联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低经济增长时期对应着较高的广义货币规模。

（九）经济不景气时期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不会刺激经济泡沫，宜协调短期适度宽松与长期紧缩管理的关系

　　研究报告认为，货币超发与经济泡沫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是2012-2013年间反对货币宽松的重要理由。有实证研究显示，当期的沉积货币会导致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货币供给与消费品价格并不存在严格的正相关性，主要的影响体现为对房价的影响，这表明货币供给对房地产价格泡沫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通过结构化的货币政策可以限制向房地产行业的直接货币投放，但是仍存在货币通过其他渠道流入房地产市场并促使泡沫加剧的疑问。

　　研究报告指出，虽然货币供给与房地产市场泡沫有一定关联，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并不稳定。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从经济增长阶段来看，货币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程度会随着宏观经济景气程度变化而改变。在经济低迷时期，货币宽松对房地产市场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在经济高涨时期，货币宽松则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强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目前的经济增速相对较低的时期，货币适度宽松不会明显增加包括房地产市场在内的经济泡沫。

　　研究报告强调，针对上述分析，中国货币适度宽松的上限尚未达到，管制利率、拉动经济等政策均需要货币适度宽松予以配合，并且在宏观经济景气程度较低时，货币适度宽松对经济泡沫的推动作用也较弱。因此，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维持必要的宽松幅度，并在之后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进行逆向调整，再逐渐回收流动性。

　　（十）市级政府存量负债最多，东部地区债务规模较大

　　研究报告分析，按一般规律，上级政府可以通过“支出下移、收入上移”办法转移债务，越到基层债务负担越重，县乡将是债务“重灾区”。但当前的债务层级分布刚好相反，市级政府债务比重最高，县级政府债务比重则相对较小。据审计署2011年6月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只有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债务，36个省级或计划单列市政府、392个市级政府、2725个县级政府都举借了债务。全国省级或计划单列市、市级和县级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32111.94亿元、46632.06亿元和28430.91亿元，分别占29.96%、43.51%和26.53%。此外，乡镇政府负债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按一般的债务区域分布规律，越穷的区域债务越重，越发达的地区债务越少。中国目前地方债区域分布格局也与此相反，东部地区占负债总额的将近一半，中、西部地区共同占剩下的近50%。从区域分布看，截至2010年底，东部11个省（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政府债务余额53208.39亿元，占49.65%；中部8个省政府债务余额为24716.35亿元，占23.06%；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债务余额29250.17亿元，占27.29%。这种债务区域分布情况及其风险，值得重视。

    刘迎秋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