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同志是我亲密战友，他又是我的领导、老师。这个亦师亦友，又是同事的关系，持续了60多年。历经大风大浪、滚滚波涛，情感益愈深厚。如今他溘然长逝，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痛失知己的悲哀！

    这几十年，我们相互支持，他对我的帮助很多，特别是在我从事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之后。

    （一）使我有机会接触、加入我国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

    1956年，我从中央党校理论部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这时，光远与孙冶方、薛慕桥一起接受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编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光远从外地借调了三个人在中宣部科学处组织了一个编书组，我是其中的一个，那是1957年。

    正是由于来京参加于光远组织的编书工作，我结识了许多经济学者，有机会参加经济学的学术活动，对我以后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我最初参加的学术活动是1959年春季的一次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研讨会。

    这年4月3日至22日，经济学界在于光远、孙冶方、薛慕桥等的倡导下，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计件工资问题的讨论会，”参加的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245人，会上收到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共有77篇。光远提交大会的论文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文章指出：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在我国发表，引发了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广泛兴趣，随即展开热烈的讨论。但是，讨论并没有充分展开。1958年以后，又开始了一轮新的讨论。光远的文章对我认识当时的形势、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必须大大发展，很有启发，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次讨论会和以后持续多年的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研究和讨论，对1978年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做出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二）在于光远的组织领导下，我们经济学界首先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

    尽人皆知，1977年2月7日，四人帮垮台之后不久，“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束缚人的思想，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绊脚石。而首先突破“两个凡是”的是我们经济学界。

    毛泽东在1974年发表谈话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毛是明确否定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样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的。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的2月25日，首都经济学界召开了一次按劳分配座谈会。（吴敬琏：那个时候，两个凡是还是占统治地位的，光远同志研究来研究去，提出，我们经济学界可以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突破，一方面它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又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接着在6月22-23日、10月底、11月初和翌年10月连续召开了4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充分肯定了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一系列的座谈会和研讨会，都是光远提出，与我和董辅礽、苏绍智商定，由我们组织召开的。后来我和苏绍智合写了一篇宣传按劳分配的文章，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鼓励。1978年5月5日，政研室（林涧青领头，我也参加起草）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长篇专论。

 （三）支持我主持中国经团联的工作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建立和主要的活动，光远是支持并直接指导的。

    前面谈到，我国经济学界从1977年到1978年连续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在此形势下，各省市先后成立了不少经济学团体，展开对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研究、讨论。经济学界和经济工作者都感受到这些学术活动的作用很大，要求经济学界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以便经常开展学术活动，研讨一些改革开发中的重大经济问题。我把这个要求向光远反映并提出建立一个全国经济学会。光远考虑了一下说，现在已有一百多个的经济学团体，不如把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我同意了这个意见，遂与几个积极分子开始筹建工作，在经团联成立后我担任了秘书长，一直到这个团体被迫解散。

    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团体，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经过一段努力，大体都差不多了，只剩一个问题：经费。光远亲自出马，由财政学会的代表许毅陪同到财政部申请经费，得到每年一百万元的财政拨款。光远作为社科院副院长，他觉得自己不能只顾经团联，还要顾及挂靠社科院的其他学术团体，逐将这笔经费交给院科研局掌握，分散给其他团体使用。这样一来，经团联每年只得到四万元经费，维持运作很是困难，只好依靠自己办企业来补助。经团联先后办了经济科学出版社和几个报社，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在“阶段风波”问题上对我的支持

    1979年春天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期间，参加了中央召集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会上与苏绍智做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此文在《经济研究》当年第5期公开发表，引起各界的重视。没想到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位“理论权威”认为此文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布置加以批判，制造了所谓的“阶段风波”。胡、邓两位的行为收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抵制，于光远对我们的文章坚决支持，他在此文基础上提出了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使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摆脱以教条主义观念理解马克思经典论述的束缚，为一些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创造了条件。光远还写了一篇题为《从“阶段风波”到初级阶段》的文章，对这个事件的真相加以披露。

    以上就是我和于光远在几十年的共事中经历的几件事，由于时间有限，也就说到此为止，不多说了，此外，我的女婿写了一幅悼念光远的挽联，我就以此为结吧。

    毕生修学学富五车乃自由思想的光大

    济世通才才高八斗皆独立精神之远扬

    冯兰瑞  原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

    此文是冯兰瑞在中国民生研究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举办的于光远追思会暨于光远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