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就是说，死后被人们肯定和怀念，才称得上“寿”。于光远不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高寿者，更是伦理学意义上的高寿者。
1975-1979年期间，我在于光远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耳闻目染，受益匪浅。我在《八旬杂忆》中说：“于光远是我一生中遇到的一位贵人”。于光远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有两大特质：第一，他是中共党内与时俱进的改革者；第二，他是全面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现代君子。
下面讲讲于光远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关系。我在人大教了60年书，至今每年还招收1-2名劳动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这与于光远有很大的关系。在此之前，为了组织按劳分配讨论会，在于光远的倡导下，粉碎“四人帮”之后成立的第一个群众性学习团体就是中国劳动工资研究会。1978年，以于光远为首的“国务院工资理论研究小组”解散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不要中断对劳动工资问题的研究”，争取把“劳动工资研究会”（他推荐我担任总干事）挂靠在人大。借助他的影响，我在人大创建了“劳动经济研究室“，并在此基础上，1983年创建了“劳动人事学院”。今天，进入“而立”之年的劳动人事学院，已成长为享誉国内外的包括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社会保障学四大专业的教学科研基地。如果不是他这么鼓励我，可能就没有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这跟光远同志的功劳有很大关系，这几个专业在中国原来是没有的，现在很有名。于光远，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永远感谢你！
赵履宽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中国劳动科学教学研究会会长
此文是赵履宽在中国民生研究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举办的于光远追思会暨于光远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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