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他，勇当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先锋、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者；中年时期的他，积极钻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几十载，成为中国体制改革中思想理论界的显赫人物；晚年时期的他，以“不老”心态笑看人生，培育出大批优秀国家干部和经济学人才。

　　他就是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原中顾委委员、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他于2013年9月26日凌晨因病去世，享年98岁。

　　9月30日，于光远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社会各界近千人前往送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以及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敬献花圈。

　　10月19日上午，由中国民生研究院和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发起组织的于光远追思会暨于光远经济理论研讨会（下称“追思会”）举行，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主持。

　　于光远被外界冠名“经世学人”、“大杂家”，一生求索，唯实唯真。他的巨大成就是如何炼成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在追思会上争相发言，各抒情怀。

　　于光远（1915年—2013年）

　　中国上海人，中国改革年代的经济学家。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北京民族大学名誉校长，中顾委委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顾问等职。代表性著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于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因病去世，享年98岁。

　　“由于我具有碰到什么问题都要研究一番的特点，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杂家。”于光远在《我的学术自传》中如是自称。他广泛涉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和《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以及《吃喝玩》、《儿童玩具小论》等等看似完全无关联的书籍，皆出自他的手笔，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因此他被公认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少年时代，读书就是于光远的最大兴趣，他在青年时代一度想成为物理学家。

　　“我们要学习他博学多才的精神，光远是清华学物理的，他的一篇相对论的论文受到了爱因斯坦的指导；但是他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跨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成为一名卓越的革命者和经济学家。丰富的知识和广博的阅历使他高度地思考问题。”曾向于光远求教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追思会上表达了他对老师于光远的敬意。

　　当上一名社会科学家并非于光远的初衷。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他在1935年底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光远说，当时投身挽救危亡的抗日战争成为他唯一的选择。也就是从那时起，彻底放弃了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

　　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于光远意识到，革命十分需要科学的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于是他逐渐走上了兼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道路。

　　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延安讲授社会科学课程，从此走上研究社会科学之路。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调查局研究员期间，开始研究土地问题和陕甘宁边区的减租问题、农业累进税问题、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并与柴树藩、彭平合作出版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在延安，他一边学习经典著作，一边深入调查研究，构成他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研究特色以及不受框架制约的思维方式，这些特点使他在1978年后成为新思想启蒙者。

　　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于光远编写了多部社会科学知识教材，如《中国革命读本》、《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政治常识读本》等，在当时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重要作用。从1950年代开始，于光远在中国率先发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在1958年编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961年与苏星合著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于光远前后经历了50多年的探索，撰写了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1960年代初，中央曾委托于光远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的编写工作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基础，很快便完成了，成为当时高等院校的教材。社会主义部分的编写则困难得多。于光远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原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冯兰瑞参与过那段时间的编书工作。“当时，毕业之后我回到学校教书，光远在中宣部的科学处组织了一个编书小组，编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光远组织这个工作，从外地借人成立一个编书组，就把在哈工大的我借到北京来。虽然我只借调了一年，但编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帮助非常大，因为我原来是个初学者，编书工作让我参加了许多国家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我想讲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一开始就在于光远同志的领导下，融入了我们经济学界，大家都流行说起来了。”冯兰瑞在追思会上追忆道。

　　于光远在不惑之年，敢于打破传统的做事风格愈发凸显。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是于光远的学生，对其新颖的讨论式教学思维印象颇深。“我是1954年分配到青年研究所，那个时候我们青年有一个读书会，光远同志不但是经济学的领导，是整个科学界的领导，但是他经常参加我们的读书会跟我们一块儿讨论问题。1960年开学的时候，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讲培根的新工作论。我们工作组存在了四年，这四年当中光远同志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深刻，他对我们的教育不是训导式的，而是讨论，各种问题都可以讨论。”

　　打响解放思想第一枪

　　中外无数史实表明，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总以一次大的思想解放为先导。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闸门。打破传统旧思想框架，勇推新观念、新思想的一批人中，于光远是其中的佼佼者。

　　“文革”期间，与许多学者一样，于光远的学术研究被迫停滞。到了“文革”后期，他在北京的家中约集了一些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的大型资料书。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光远是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四人帮”倒台之后，于光远组织学术界针对“四人帮”宣传的“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召开了一系列理论讨论会。这些讨论打破了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同时也深化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光远同志的一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解放思想的精神。”高尚全说，“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结束了‘文革’，但要冲破旧的思想格局、要突破‘两个凡是’是非常不容易。光远同志在小平等同志的领导下，打响了解放思想的第一枪，‘四人帮’认为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他主导了关于贯彻这些按劳分配的评论会，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赞扬，引起了社会极大的振动。此后不久《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

　　冯兰瑞特别提到，社会上一般认为“两个凡是”是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突破的，但他认为是经济学界最初突破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在1977年2月7日被两报一刊发表，经济学界在2月25日就召开了首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此会是于光远倡导的。当时批判了‘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突破了、冲击了‘两个凡是’。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实现了‘两个凡是’的彻底突破。”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司长郭克莎认为，于光远的分配问题研究影响深远：“我看了一下1955年《经济研究》第二期他和林子力、马家驹写的《论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分配》，对起重队劳动报酬和土地报酬的关系做了很详细的分析，我提议值得好好研究。分配问题研究受到（当时）政治运动干扰，文章发表以后差不多20年这个问题研究仍停留在一个范围内。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进行了四五次按劳分配的讨论会，这是拨乱反正，拨乱反正以后才能有下一代人对分配问题进行时政和计量分析。（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推动了分配问题研究进入时政和计量的渠道。”

　　遥想当年，高校的政治教科书是由于光远组织编写的，如今不少老一辈的人都对于光远非常崇拜。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陈德华在1977年参与了于光远组织的供全国高等院校公共课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编写工作，他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当时光远在中央思想工作小组主抓拨乱反正，高校政治课是重要课堂，也是拨乱反正的阵地，缺乏合适的教材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全国三十多所院校政治经济学负责人和骨干教师召开了研讨会，会议上光远同志作了报告，从理论思想给予指导，并提出各校分头写出教材初稿，然后统编成全国通用的教材。会后大约经历了一年，收集到的稿子差别很大、难以统稿，最后在光远的亲自指导下，教育部政教司从北大、人大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一个编书组，写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这部书在1979年10月出版，出乎我们的预料，（它）掀起一股热潮。从出版发行不到一年的时间，1980年8月第八次印刷，仅仅10个月就印发了520万册。当时部队干部学习大量需要，解放军出版社还进行了翻译。编写的过程中光远同志组织了南北各校教学负责人和骨干教师参加，这部书分别写出了南方本和北方本。”陈德华说。

　　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李成勋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由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印了600万册，1982年修订再版，又大量发行，合计发行1000多万册，获得全国出版单位优秀著作奖。

　　改革开放期间，于光远不仅仅是作为学者参与了经济学的启蒙，更重要的是作为改革参与者，亲自参加了部分政策的制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参与了起草小平同志著名的讲话（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推动解放思想确立改革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光远同志解放思想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改革开放的光辉事迹当中。”高尚全赞道。

　　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稿，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该报告后来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摘自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1982-1992年，于光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于光远被评选为“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30年30人”之一。

　　为我国经济学研究领军拓路

　　作为中国思想界的大学问家，于光远首先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的。

　　2005年，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候选人资料中，推荐人对于光远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两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1979年以来，于光远在经济学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在经济学方面，除了提倡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以外，还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同时他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早的倡导人之一。他主张以‘钱’推动市场，他认为‘向前看’是经济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是当时社会情况下不敢想的议题。1992年他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这是确认市场经济体制以前唯一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书。此外他还率先对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新领域进行了研究，并组织培养大量经济学后人。”高尚全在追思会上介绍了于光远在中国经济学方面的卓越贡献。

　　“光远同志是建国以后一直到上世纪末对中国经济学最有影响的、最巨大的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张卓元分析道，“（上世纪）50年代末，光远同志是主张商品生产和交换理论的代表。他建议充分发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发展我国经济。1959年他在第七期《经济研究》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方面他是最早的倡导者，这跟他后来倡导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关。此外，他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积极探索者，出了7本书，探讨很多问题。他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倡导者和系统论述者。他在1979年到1980年、1981年，写了一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迄今为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述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本书。该书全面系统地对初级阶段进行理论论证，这在经济理论界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部以及孙冶方基金会共同选出中国经济最有影响的10本书，其中就有这本。”

　　于光远对新学科的研究涉及面广泛。他的研究对于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灾害经济学、环境（或生态）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杜一曾在于光远指导下对灾害经济学开展一番研究。他引述了一段于光远的话：“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发展一门新的经济科学——灾害经济学，在我国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我的看法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先是讲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灾害的重要性，后来明确提出应该建立这个学科。我并没有去认真查阅文献考证，弄清楚对有关问题有人讲过什么、写过什么，我是从本人接触到的中国经济社会的事实中受到启发，反复思考，独立形成自己看法的。”

　　杜一说：“把灾害经济作为科学来研究，这确实是于光远第一次提出来的，关于灾害经济的分类也是于光远同志提出来的，于光远的认证为我们灾害经济提出了门路。控制灾害经济或者研究灾害经济得益于于光远对学术界的动员。”

　　于光远在不断提出多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还一直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推动了各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的建立。“光远同志发起、组织了许多研究会，如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等等。当时他住在史家胡同里边的电话号码后四位是8787，人们就说是发起、发起。”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郑必坚回忆道。

　　说起于光远的这项成就，原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冯兰瑞深有体会：“经过5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各省都成立了很多经济学的团体，大家觉得这样很有帮助，我们就把各地的经济学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光远的支持，光靠我们是搞不起来的。我记得在筹备的最后阶段，是光远同志亲自出马来解决了最头疼的经费问题。他到财政部申请经费，很成功，每年给予社科院科研组100万，让科研组分配给学术团体，还建议我们做刊物赚钱。”

　　回溯于光远一生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功绩，女儿于小红概括出父亲的一些特点：“他一生都在追求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以他是从一个大的视野来出发和关注讨论经济学问题。在改革开放中间，他关注的是重大理论，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初期阶段问题、生产目的问题。他自己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注意的焦点不能是当代社会主义资本问题，之所以这样，他才能在改革开放理论方面作出比较突出的贡献，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理论界代表人物。”

　　“大玩学家”精神照耀后辈前行

　　“我是一个大玩学家。活到老，学到老，玩到老。”几年前，90多岁高龄的于光远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津津乐道其人生态度。

　　吴敬琏追忆，于光远年轻时就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在延安的时候，每一次革命都找他，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从北平退到武汉，他身上带着主要干部名单，走到西郊就碰到了日本人，差点被日本人杀掉。他说那以后的生命都是赚来的。”

　　高尚全说，于光远有积极乐观的天性和好玩的性格，即使生病了他还是乐呵呵的，他还出版了《吃喝玩——生活中的经济》的书，从理论上扩大消费、促进消费。

　　中国市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部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部副主任周为民表示，于光远能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根本在于他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因此他就有一种活泼的创造力，一种在困难面前开朗健康的精神，以及在任何风风雨雨当中从不东倒西歪、从不左右摇摆的主心骨。

　　郑必坚说，于光远有广博的知识，加上他开朗的性格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成为很多年轻人的良师益友。他对年轻人耐心亲切指导，鼓励年轻人与他争论，并积极创造条件让年轻人参加重要工作，开拓视野、增长才干、得到学习和提高。

　　由于于光远十分注重教育和培养人才，影响了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后人，追思会上，一大批曾受教于他的学生们争相表达崇敬之情，似乎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

　　“光远先生在理论上创新的追求以及创新的孜孜不倦的动力，相信大家有深的体会。他是非常值得我们敬重的敢于担当的人，（是）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重大实践影响的人，在中国当代学者当中科研精神、人文精神难得高度一致统一的学者，他在我心中是一座大山。”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刘伟上学的时候就读于光远的书，在学术的道路上受益匪浅。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是于光远1979年带的研究生之一。“报考的时候必须交论文，论文合格了才能取得考试的资格。我写了一篇批判极左思想的论文，当时来说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然而于光远给了合格。光远就是这样的爱护人才。”

　　曹思源曾经负责起草《破产法》，人称“曹破产”，他由衷的表示，自己能获得成就归功于光远：“于光远没有表扬我，也没有批评我，他给我很大支持，他让研究生讨论曹思源的破产法，不要简单的说我支持曹思源还是反对曹思源搞破产，你只要提出破产法有什么问题，如果破产法实行就有工人失业，工人失业有什么办法。我当时哑口无言，许多人按照光远的要求对我发出了猛攻，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因此我就开始研究，我第一个受到的冲击就是我们的同学，在那以后我提出发表的时候，当时没有中国失业救济办法，先立救济办法而后立破产法，破产法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获得通过，并且实施。现在破产法不再有意识形态的红灯，首要功劳是于光远老师发起我的同学对我提问题的方式，激发了我。”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原副所长彭克宏曾为于光远手下，在他眼中，于光远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我在光远同志领导下组织过十几个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开完以后，所有的功劳都归大家；如果出了问题，责任于光远一揽子兜下去。”

　　彭克宏举了个例，“最典型的是1987年在安徽马鞍山召开一个全面改革讨论会，十三大刚完，这个会的发起人是冯兰瑞同志，发消息说十三大要搞全面改革，后来我找光远，他说可以开这个会。他到会作了一个主题报告就去上海了。大会请哪些人、怎么组织，是我一手搞的。会议开完以后反响很大，结果中央调查后最后定性这个会议为‘反革命黑会’，这对马鞍山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接着顾问委员会要给于光远过组织生活，一个月，重头戏就是讨论‘马鞍山反革命黑会’。这个事情要承担责任，99%我来承担，光远应该说没有责任，但是他一点怨言都没有。像光远这样的领导同志是很难得的，你在他手下工作，你就大胆放手地干，功劳是你的，错误是他的。像这样的精神值得永远学习。”

　　于光远在晚年时期，对于扶持后辈、促进经济学界教育发展仍不遗余力做了许多实事，其人格魅力感染和鼓舞了经济学界同侪和晚辈。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赵履宽谈及于光远对人大劳动人事学院成立的推动作用：“1979年到1997年，这些年我在于光远的领导下工作，先是在国务院劳动工资理论小组，该小组解散以后他跟我说，赵履宽你不要像别人一样回原单位工作，你专门研究劳动工资问题。我回到人民大学，对当时的负责人说，把于光远的意思转达，在那儿创立了劳动经济研究室，1983年在这个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劳动人事学院，我受于光远改革思想的影响，劳动人事学院在人民大学被称之为‘人民大学的特区’，今年已经30年了，现在有四个专业，劳动经济学专业、人力资源管理学专业、社会保障学专业、劳动关系学专业，这都是在中国原来没有的，这跟于光远的功劳很有关系。”

　　新乡学院副院长郭爱先也对于光远晚年关怀该校表示感谢。“于先生为新乡学院牵线搭桥，先后4次在我校开讲座，并发表学报十余篇，不仅提升我校的学术水平，也极大扩展了新乡学院的影响。学院成立之后，先生年事已高依然关注学院的发展，每年年底都致函学校，每年春节我们去拜访他，他用笔谈的方式关心我们学校的发展。先生并欣然应邀担任我校与社科院经济规律研究会的管理会刊做顾问，对办好刊物给予莫大关怀，种种这些无不让我们百感交集。”

　　追思会上，周为民作了最后发言，呼吁后人进一步深化研究于光远相关理论，共同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于光远所进行的探索、创新其实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是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为了推进改革，仍然需要像邓小平提出来那样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展开讲一个观点，一定要把苏联模式那样一种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意识形态的体系，与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要把它进一步的澄清。

　　第二，仍然要继续深化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我们是以社会冠名的主义叫社会主义，但是在苏联模式的长期影响下和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意识的长期影响下，我们自觉或者不自觉从国家主义的意义上认识、理解社会主义，以为国家尽可能多的把权力、资源控制在首领叫社会主义，相反我们把社会自主的发展以及社会自组织、自协调基能的生产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是在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把事情弄颠倒，所以要继续深化认识。

　　第三，要坚持改革，一定要非常鲜明地坚持。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任何的改革不能脱离富民目标，或者说仅仅为了政府的财政目的而推出改革措施，这样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导致一系列负面影响。

　　第四，进一步深化改革，一定要坚持实际经济的逻辑，这一点和坚持富民目标完全一致，实践说明只要脱离了富民目标的做法、措施，仅仅从政府财政目的出发考虑，必定是同时脱离市场的逻辑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为深化改革做思想上、理论上和具体措施对策上的推进，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纪念于光远老师最重要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