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发展的衡量指标与发展路径或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发展观决定着发展的衡量指标的设定和发展路径的选择，衡量指标和发展路径则体现和实践着发展观。发展观、发展的衡量指标和发展路径是动态的，特别是发展的衡量指标和发展路径，更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由大到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人民群众对发展的要求更高的关键时刻，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我们的发展观、发展的衡量指标以及发展的路径选择。

    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动摇、不可偏离的目标

    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福祉。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为增长而增长的倾向，存在着偏离满足人民福祉的倾向。

    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们个体发展的程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三种社会形态。其中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指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通行人身依附，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诸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种社会形态，表现为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有了多方面选择的自由。“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个体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发展，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他认为这样的社会状态才是最理想的社会状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福祉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需要，而且包括精神层面的需要。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动态的，不断调整的。

    无独有偶，发达国家的学者也曾经对一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反思。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所著《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目标的失衡，这样的发展模式制约了人民福祉的提升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加尔布雷斯指出，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的观点成了一把保护伞，掩盖了许多不好的事，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注意。为此，他呼吁经济发展应当回到重视公共目标的轨道。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其颇具影响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对发展观、发展目的做了全新角度的论证，森指出，将发展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与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的观点，是狭隘的发展观，这些最多属于工具性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祉服务的。

    2000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商定了一套时限为15年的目标和价值指标，强调自由、平等、共济、宽容、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进入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等重要思想。

    综上所述，发展是为了人们的福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期望，也是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然而，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增长而增长的增长主义倾向。各地不遗余力、不择手段血拼GDP，最终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与加剧，例如，环境污染、农村与城市的失衡、生态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失衡，以及诸多社会问题。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如何设定发展的衡量指标

    发展观的衡量标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调整的。放眼世界，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的理念还局限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迁领域，衡量发展的指标也以国民生产总值、不同产业所占的比例、各个产业领域的就业状况为主。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GDP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有其必然性。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追求GDP的增长速度既有必要，也有条件，因为落后而产业空间很大，资源环境压力不大，存在着充裕的劳动力，公众对改革开放充满期待。但是目前，当产业空间因发展而相对饱和、资源环境压力很大、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人民群众对发展的要求更高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思考我们的发展观，而且要思考体现发展观的衡量指标。

    我们对GDP的认识存在着片面性，忽视了被其掩盖的一些不好的方面。在西方经济学中，GDP是指一国或一地区一个时期内生产的全部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和，深层次地看，GDP掩盖了许多东西。其一，GDP并不反映产品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涉及到GDP的构成。发达国家的GDP物质构成是精致的制造业、知识产权产品和文化产品，我们的GDP基本是由附加值不高的制造业、一些基础性建设甚至亮点工程构成。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高精尖的内容，但占比不大。其二，资源浪费对GDP是正的效应，自然的价格和环境的价格被忽视了。其三，自给自足的部分被忽略了。自己在家做饭付出的劳动不计入GDP，在饭馆吃饭却计入GDP，农民地被圈了，自给自足的部分没有了，虽然货币收入增加了，但一切生活所需都要用钱买，生活水平可能反倒降低了。其四，有些增加GDP的行为实际上是无奈之举，例如机场附近的居民为了防止噪音，不得不再装一层玻璃，这样虽然可以增加GDP，但却并非自愿。其五，有些有害的东西也可以增加GDP，例如用公款大吃大喝、色情文学等，虽然可以增加GDP，但对社会却是有害的。

    可见，GDP不完全等同于人民的福祉。单纯追求GDP的数量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需要健康的、绿色的、高质量的GDP。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由此确定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设定发展的衡量指标。

    从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而言，新的衡量发展的指标和大体内容应当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生态文明，即人们享有的环境质量、清新的空气、卫生的饮用水、优质的食品，以及动植物的多样性；教育、文化活动的水平，以及公平的享有权，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获得工作的难易程度，以及平等进入某些工作岗位的权利；人们用于休闲的时间；养老、医疗和未来的安全性；人们的信仰、精神状态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和谐。总之，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协调的。

    以人为本的发展路径必须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既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单纯追求GDP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为什么对GDP的追求仍然成为不可动摇的目标，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单纯追求GDP的刚性制度安排，并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制度安排的显著特征是GDP有意无意成为衡量各级干部晋升的标准，而各级地方政府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市场主体的角色，加之GDP又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数量指标而非质量指标，追求速度比追求质量更加容易，这样的架构使我们铸就了一个追求速度的速度型体制。

    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发展路径上必须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创新驱动，要害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应当是人们的福祉，提升人民的福祉应当成为新的考核标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能成为市场主体，不能不顾一切地血拼GDP。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群众、为子孙后代看护好资源、环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所有这些都应当成为对政府的考核项目，如果不达标，甚至可以一票否决。血拼GDP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不仅不应当属于政府的应有行为，而且有时甚至和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只要政府为人民群众看护好了环境，看护好资源，GDP就会绿色，就会健康。

    政府不应当动辄刺激经济。必须明白，真正的经济增长是由高质量的实体经济支持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有其自然增长率，即在一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一定的技术水平下，不受政策干扰的自然而然的增长率，是市场机制本身在发挥作用时实现的增长率。

    建立没有地方保护的全国统一市场。这有利于各地比较优势的发挥，有利于规模经济和品牌效应，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和产业升级。

    政府虽然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政府可以创造吸引人才、激励人才、让企业充分发挥创造性的环境。

    李义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