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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优化支出结构 减支只是第一步

如何形成财政收支规模在履行政府合理职能的正常增长中“内生地”讲求绩效、并以考评和问责制等保证绩效追求的“长效机制”,是压低我国行政成本的长远、实质性问题

李克强3月17日上午的记者招待会,是政府换届后领导人“亮相式”重要信息发布平台,也可称为李克强出任总理伊始特定的“就职演说”。近两小时的答记者问之中,有一系列可圈可点的亮点、重点,国内外反响强烈,学者和百姓均有热议。其中关于财政收支的一番话,包含新一届政府施政、理财的重要原则和导向,呼应社会公众的诉求和深化配套改革的客观需要,是我国公共财政加强制度建设、改进调控机制、优化政策提升绩效的权威指导信息。

“紧日子”新阶段

李克强是在回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关于新一届政府将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使人民对反腐败更有信心的问题时,主动谈及政府收支和财政运行问题的。他在强调为政清廉、秉持“为官发财,应当两道”的古训和“建立与完善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依法严惩腐败分子”等之后,非常明确地表述了使政府提升公信力、使人民对反腐倡廉更有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则:“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造福人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这几句话中包含的基本道理,是政府作为“执政为民”的公权机关,内在逻辑就是应全心全意追求人民利益、公众福祉最大化,因此必然应当以简朴为风,以政府自身“过紧日子”为导向,即尽可能压低政府支出中的行政成本。

接下来,李克强专门提及:“今年1至2月中央财政收入增幅只有1.6%,可以推想,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他说到的今年年初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增幅明显走低的特征,其实也是自2012年以来中央、地方合计的全国财政收入的运行特征,其背景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经历以1995年为转折点的、前边一路走低而后边一路走高的演变之后,随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调一个台阶(从9%~10%的高速区间下降为8%左右的次高速区间),财政收入/GDP之比明显上升势头不复存在,财政收入增幅全年如能与7.5%-8%的GDP增幅大致同步,则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会大体稳定下来,而政府的财政分配将明显不同于前些年的相对宽松而进入更明显地“过紧日子”的新阶段。

从这一阶段性新特征联系到秉持执政、理财为民的理念而化压力为动力,显然需要更好处理“让人民过好日子政府需过紧日子”的关系,势必要求作出合理的收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努力调动保民生而压缩行政成本的潜力。

从财政服务全局的角度讲,顺应潜在增长率降低而财政收入增长率也降低、政府理应随之在财政收支上做出优化调整的,重点就是更积极地考虑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更加注重简朴、节约,这既是一种应有的阶段性合理调适,也是国家决策层长期坚持的“让人民过好日子”的追求在现阶段政府行为上的具体表现。

“约法三章”与长效之策

李克强在阐明“政府需要过紧日子”的取向后,非常明确地宣布了新一届政府的“约法三章”:“本届政府任期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对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这就把“政府过紧日子”的措施在楼堂馆所建设开支、供养人员开支、“三公”开支方面的压缩与控制措施具体化了。这个“约法三章”很好地体现了李克强在“务实”“落实”上的行事风格。如同他在谈改革时说“贵在行动”的生动用语:“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里讲的“过紧日子”,马上落实于可操作的三项行动准则上,需要我们“甩开膀子”做实做好。

结合现实生活看,这些年政府兴建的称为培训中心、电教中心、活动中心等的楼堂馆所为数不少,确有必要在一段时期内不再新建;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规模、调整方向,是顺应大部制改革和精简机构等措施“封顶”而只减不增;“三公支出”问题近年为公众所热议,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明确宣布“只减不增”,既是顺应民意,又是加强管理、厉行节约的十分具体的“操作重点”。

说到上面这些认识之后,作为研究者,我认为还需特别强调的是,为了可持续地贯彻“为政清廉理财为民”的理念,除了加强管理落实诸如“约法三章”这样的具体措施之外,实际上我们还需通过深化改革来构建可持续地控制行政成本、提升财政收支绩效水平的长效机制。

政府的楼堂馆所并不可能永远不建,财政供养人口的规模控制也毕竟有其合理限度,“三公支出”的只减不增总体而言还只是阶段性目标,如何形成财政收支规模在履行政府合理职能的正常增长中“内生地”讲求绩效、并以考评和问责制等保证绩效追求的“长效机制”,是压低我国行政成本的长远、实质性问题之所在,涉及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改变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政府信息公开、收支透明化、实现全程全方位监督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不可能固定于某种刻板的量值结合、而必然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在这种动态优化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其实首先还不是财政管理问题,而是通盘的体制即制度安排问题,亦即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中不容回避的深化改革和配套改革问题。

这方面的决心,智慧和韧性,正是李克强答记者问中的极大亮点:他毫不隐讳地表明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的改革,是自我革命,会很痛,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区,要推进全面改革触动原有利益格局,而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些认识高屋建瓴,切中时弊,也正是以总理身份直指我们真正形成控制行政成本的长效机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李克强接着还说出一段掷地有声的话:“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中去汲取,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可以说,把这种改革的勇气、决心、历史担当和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力量的战略思路,与政府廉政建设、财政收支的取向结合在一起,正是我们可从李克强答记者问中领悟到的新一届政府追求“让人民过好日子”提升福祉、而政府“过紧日子”压低行政成本的社稷之谋、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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