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应当怎样看待2012年的中国经济？未来经济将会如何发展？《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期专访了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夏斌。夏斌认为，应只争朝夕抓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能否得到发挥，取决于政府政策如何调整、如何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看待当前形势应讲两句话

　　《中国经营报》：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有些人持很悲观的态度，你是如何看待的？当前中国面临哪些挑战？

　　夏斌：我仍然维持去年7月在媒体上发表的观点，即：“从趋势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由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平台逐步走向趋缓增长的平台。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性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支配和调控的。对此，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从市场到投资者，都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应该说，一年多来的经济形势发展正在证明这一判断。要看到增长趋缓的趋势有其经济必然性，不应感到突然。由于多年来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滞后加上外部因素，当前的经济确实很困难，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也不理想。可以说目前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远比2008年那时困难。因为包括美国QE3在内的各国政府的刺激政策效应都在下降，全球性危机的衰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而中国自身的改革与结构调整又慢，财政“弹药库的子弹”也在减少。

　　因此面对当前的困境，政府向市场投资者传递的完整信息，应该是讲两句话而不是讲一句话：第一句：当前是真正困难的时期，是调整的时期，要调整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意味着，要承认困难，正视困难，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看到经济一出现下滑就一味指望放松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现在不忍痛调整，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找不到的。同时讲第二句话，我们还要想尽办法尽可能稳增长，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困难，我既不同意简单的“唱衰中国论”，也不同意盲目的“唱多中国论”。

　　　《中国经营报》：国务院年初颁布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那么面对当前的困境，如何更好地贯彻“稳增长”？

　　夏斌：在稳增长的具体细节上，要设法实现年初提出的7.5%的增长目标，但是，最终是7.4%还是7.6%，并不是在过程中要始终计较的。重要的是抓问题的实质。当速度下滑后我们应如何做好准备，想尽办法稳定经济，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

　　稳增长就是要稳社会。因此对于速度下滑中可能出现的部分企业停产、工人停工现象，能不能做到工人待工不下岗？工人回家之后，财政能不能通过各种补贴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这是关键。

　　所以这一轮中国经济结构能不能调整过来，关键要有决心，关键在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更积极些，但重点不是政府自己去投资，而是如何加快财政的民生支出和结构性减税。财政应准备好向在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中各种必须的补贴作出倾斜。

　　既不要简单“唱衰中国”，也不要盲目“唱多中国”

　　《中国经营报》：您刚才说既不同意简单的“唱衰中国论”，也不同意盲目的“唱多中国论”。最近林毅夫教授常讲中国经济还能保持连续二十年8%的增长，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夏斌：看长期，在大国经济体中或者在二十国集团中，按照需求、供给等因素通过经济理论进行逻辑分析，我相信，中国未来仍能保持高速的增长。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分析，表明的是一种潜力，是一种可能性。

　　至于潜力和可能性能不能变成现实，这是要有前提的。前提取决于进一步的制度调整和改革。如果深化改革，改革到位，今后十几年或近20年内，中国经济保持年均6%~7%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并可以预期，到2025年，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GDP将超过美国。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改革和调整不抓紧、不到位，中国不是说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而是完全有可能陷入。

　　从短期看，当前中国经济很困难，问题很复杂。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缺投资资金？不是。而是如何“重新确立”市场和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现在股市急剧下跌，经济增速下滑，并不是简单靠财政多拿点钱扩大投资就能解决的。现在有些向外移民的有钱人，其经济理论素质并不低，从理论分析和可能性分析，他们也是相信中国经济从长期看肯定是有希望的，但是同时他们又看到当前经济、社会中问题重重，改革进程迟缓，看不到改革的希望，有点失去信心，有的不愿意投资，所以上了“移民保险”。

　　所以我们应当看到，当前的经济困难靠财政资金、靠地方政府资金的投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现在市场上非常关注国家发改委对项目审批速度的快慢，项目好坏的评估，对此议论很多。这一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两条：第一，不是不应重视项目本身，而是应好好算一算国家财政的可持续能力，算一算包括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未来社会安全网建设资金需求在内的政府债务偿还能力。有个基本的测算与判断后，眼前一些项目政府应不应该搞就清楚了。

　　第二，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民间资金充裕。未来的可持续增长长期靠财政巨款投入、政府投资肯定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发展，项目要继续搞，关键是要让民营资金大量进入。因此，打破垄断，实质性地而不是形式上地去落实“新非公36条”，这是让市场与投资者真正看到经济重振、股市重振希望的关键。所以我说当前要重新确立信心很重要。如何确立？必须靠改革。

　　中长期突破口仍在改革

　　《中国经营报》：那么当前的改革需要从哪些领域进行突破呢？

　　夏斌：我曾说，如果没有新思路，没有新举措，稳增长只能靠回归老路、放松货币来实现。因此要真正“稳中求进”，必须是“改中求稳”，只有改革才能真正确保长期的稳定增长。

　　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要讨论的改革内容很多，如收入分配方案、人口政策调整等等。眼下为了尽快地凝聚信心、确立信心，最后一季度能不能“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国务院集中组织力量，选择某个行业、某个领域，限期限时，重点开刀，抓典型、搞突破，来真正落实“新非公36条”和“国退民进”，比如说选择铁路、交通行业等，能否真正干一、二件振奋经济的事，稳定经济，也为明年及今后的改革打好基础。

　　当然，最后一个季度的改革效应难以体现在当年。但是，如果现在不抓紧改革，今年的经济困难还会在明年，起码是会在明年的上半年显现。

　　《中国经营报》：从长期看，如何看待和化解中国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夏斌：多年来积累的风险问题，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已是一个事实。因此守住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底线，这是当前政府经济工作的一项极重要的内容。在这中间，关键是要处理好房地产的调控。简单讲，既要坚持房市调控的方向坚决不能变，又要讲究调控的策略。因为目前稳增长靠政府投资，财力已经有限。现阶段出口又难以回归原来的繁荣，提升消费要有一个过程，稳增长仍要靠投资，怎么办？如何研究房市调控策略？关键看政府部门能不能真心实意地去鼓励、去支持落实“新非公36条”，加快放开某些管制政策，同时加快中央与地方财税制度改革，只要加快改革，肯定会涌现大量的民间投资来替代房地产投资，替代中小城市城镇化建设中的财政投资缺口。此时根据“替代投资”的增长状况，政府择机、及时将房地产的行政调控转为市场、税收的调控手段，建立房市长效调控机制的时机就会成熟。

　　现在市场上有些人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主要就是出于对已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如何化解看不到“解”的考虑。如果政府把一系列需要调整的政策说清楚了，并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包括如何解决投资替代问题，如何提高居民消费，如何在逐步解决房市泡沫的同时化解系统性风险，即如果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对策说清楚了，海内外投资者自然会重新确立中国今后10年能保持经济高增长的理性预期。这时的稳增长才有真正的市场基础。

　　《中国经营报》：从长期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能否成功取决于哪些方面？

　　夏斌：调整经济结构，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消费率，要把已经做大的“GDP蛋糕”向穷人倾斜切一块。从理论逻辑看，我们提抓内需要抓城镇化战略，方向是正确的。但城镇化战略的“抓手”在哪里？怎么切入？我认为要抓的问题很多，核心是要从抓居民消费入手。

　　今后几年内，在农村，加快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关键是抓土地制度的改革。就是能不能让农民真正享有在土地上的长期收益，并享有土地长期增值的收益？在这方面应总结各地方试点的经验，哪怕是教训，真正解放思想，不设思想框框，实事求是提出对策、修改制度。制度政策只要是真正保护了农民的利益，释放了农民手中土地的“能量”，农村的消费肯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时候的城镇化才真正有可能。

　　在城市，尽快构筑好适合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的社会安全网建设，这是释放城市居民巨大消费能力的关键。那么如何解决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靠目前财政的钱、靠目前正在研究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我始终认为，只有有计划地实施“国退民进”的方针，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目前，中国政府拥有危机后美国、日本等国家政府不可比的大量的优质资产，这是我们的优势。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要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如果用好这个优势就可以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变。我们可以根据2020或20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不同历史阶段性的目标，即根据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针对不同的行业，设定一个政府相对或绝对控股的比例，把超过这个比例的部分股份，直接注入社会安全网建设，或通过竞争方式向市场出售，换取资金充实社会安全网；也可以将换取的资金直接救济穷人，进而达到“救穷人、促消费、扩增长、稳社会”的作用。这也许是中国经济实现发展方式真正转变不得不迈出的关键一步。

　　当然，以上只是指出在城乡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思路，具体的方案，需要详细筹划与测算。

　　总之，从中国现状看，要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恐怕没有大的改革设想和战略性措施是过不去的。而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中国经济肯定仍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