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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打破垄断避免权贵市场经济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一项预测着实吸引眼球,参与预测的20多家机构对今年第三季度GDP运行态势产生了重大分歧,最悲观者与最乐观者相差近1.3个百分点。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往预测最多有0.5个百分点误差。

      在以稳增长为主基调的政策导向下,投资者该如何看待市场在后续经济走势上存在的巨大分歧?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行,是趋势还是调整?在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是30年是否有望继续保持一定的平稳发展态势?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点在哪里?带着这些疑问,上证报记者近日专访了经济学家张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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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速回调有客观必然性

      上海证券报:20多家机构对今年三季度GDP增长速度的预期,高的很乐观,超过8%,低的很悲观,7%刚出头。上下如此悬殊,记忆中还是第一次。中国经济真是雾里看花,搞不懂了吗?

      张卓元:目前,大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仍然会低于8%。

      分歧大小暂且不论。看问题不仅要看表象,更要看实质。只有认真分析,才能更加贴近实际地看待中国经济的未来。

      上海证券报:那您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7.8%,GDP破8的主要原因是?

      张卓元: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明显回调,GDP增速自2002年以来罕见地降到9%以下,有的季度如第二季度甚至不排除降到8%以内。我认为,这是以下三重因素叠加决定的。

      第一,这是2003年至2007年间连续五年GDP增速高达两位数及以上,大量透支资源、环境和过分压低劳动报酬,要求经济再平衡的结果。

      记得还在2004年,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讨论经济形势时,就有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如果超过两位数特别是连年超过两位数必然会走向过热,需要适当收紧宏观经济政策;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增速高一点不必大惊小怪,没有必要进行紧缩。当时我是持前一种意见的。但是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持后一种意见的。经济两位数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才有比较多的人发现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三过”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突出。2007年GDP增速达14.2%,2008年CPI涨幅达5.9%。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讲到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也说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等。

      因此,即使2008年不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调整经济也势在必行。而调整经济首先要求把过高的经济增速适当降下来。

      第二,这是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度反应,是当时经济主要靠大规模投资铁公基项目和天量投放贷款的结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至今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还受它的困扰。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次危机与1929年那次经济危机有不同之处。这次危机只是使2009年全球经济收缩0.7%,此后几年又恢复为正增长,2010年和2011年全球经济分别增长5.1%和4%,预计2012年全球经济仍将增长3%左右。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国在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似乎有点过度,四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近十万亿的天量贷款,带来又一轮大规模粗放扩张。2009年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负增长、其他国家经济低迷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速高达9.2%,2010年进一步增长10.4%,使国民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

      第三,这是中国经济经过去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的必然结果。我国在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起飞。1979—2011年,GDP年均增速达9.9%,2011年GDP达47.16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达5414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的奇迹”。

      而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如果继续沿袭粗放扩张,一味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不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分享发展成果,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无法成为现代化国家。

      由上可见,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调有其客观必然性,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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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措施不能过度

      投资应向民生倾斜

      上海证券报:看来我们将承受经济增速回落的痛苦。问一个具体问题,您预期今年三季度经济会是什么态势,第四季度呢?

      张卓元:我预期三季度经济还是在相对低位徘徊,预计GDP增速在7.6%左右。这要看政府稳定经济的后续力度。如果力度稍微大点,应该会超过7.6%,否则,会低于7.6%。这只是预期,要看动态的进展情况。

      至于四季度,应该是经济回暖期间。中央政府从今年5、6月份开始,就为稳增长采取了系列举措,央行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9.64万亿元,同比增长16%;上半年增加4.86万亿元,同比多增6832亿元。这表明项目新开工数量增加。而这些举措有望在四季度逐步显现出来,不出大的意外,预计四季度GDP增速将会超过8%,全年经济有望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运行。

      上海证券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又在重蹈覆辙,着急下重手救经济的举措并不妥当。您如何看待?

      张卓元:经济出现回调是肯定的,但不能回调过猛,比如增长率一下子跌到7%以下,这样地方将承受不了,经济增速跌幅过大,不仅就业问题会很突出,各级政府的政绩也会大受影响。因此,当经济增速下行风险过大时,政府采取一些刺激措施稳定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

      数据也显示,在当前经济下行态势下,如果政府不及时出手,会带来很多后遗症。 但1至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速仍达20.1%,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实际增速仍达两位数,出口也有一定幅度增长,就业形势比较稳定,没有出现2009年初大批农民工回乡景象,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速今年不太可能掉到7%或以下。因此,事物要辩证地看待。

      现在的问题是,刺激措施不能过度,不能再搞天量贷款,不宜继续主要靠铁公基项目带动经济增长,扩大投资应尽量向民生项目倾斜,总的方向是逐步使消费成为主要增长动力源(5.28,0.04,0.76%)。

      上海证券报:听了您的一席话,一块石头落地。那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将缓过劲来,继续向前快走呢?

      张卓元:应该这样说,中国经济经过这次调整后,有望告别两位数增长,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次高或中高增速新阶段。

      但这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原有模式的复制。中国从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接着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和战略举措。而要实现科学发展,切实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当时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若刺激计划不是那么庞大,贷款不是那么“天量”,现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选择余地也会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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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需从打破垄断等三方面攻坚

      上海证券报: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对此,您怎么理解?

      张卓元:说得非常正确。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其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我认为,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说,当前改革攻坚的着力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的改革,二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再一个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

      垄断行业改革,已成为一个久拖不决、亟待突破的方面。垄断行业改革的进展如何,直接影响着公平市场秩序的建立和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效。垄断行业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放开市场准入,引入新的竞争,让民间企业、外资企业进来参与竞争,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垄断行业的改革目前最大的难题是垄断行业自己有利益在那里。因此,亟须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垄断、放开准入、公平竞争、高效服务,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激发人们创业、创新、创富的热情。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接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问题已经积累多年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现在面临着基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灰色收入、以权谋私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大。所以,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第三,把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当前政府“越位”的问题太大了,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出面招商引资,政府过深地介入经济,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容易造成“权贵”市场经济。而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不到位”。政府改革也很难,因为它牵涉到政府官员自身的利益。

      这些改革攻坚任务,由于涉及比较重大的利益调整,如政府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困难和阻力比较大,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包括充分吸收基层和群众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建议,然后择机由上而下强力推进,争取到2020年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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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力顶层设计化解改革阻力

      上海证券报: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单就一、二、三产业而言,最具备发展爆发力的在哪?

      张卓元:应该说,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已经从粗放式的快速发展期进入精耕细作的发展阶段。因此,要寻找“打个小眼,就能冒油”的情况已经不多了,而且会越来越少,立竿见影的好事真的难找了。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眼睛向内,转变观念,挖掘内生性潜力,才能使经济保持健康稳健的发展态势。

      在我看来,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的真正放开,让更多的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各路资本进入,形成良好的竞争格局,迸发出真正的生命力和经济推动力。如,医疗卫生、养老保障、教育等领域,还有很多未开发的领域。

      上海证券报:目前各部委已经纷纷出台支持民营资本进入的相关政策措施,这还不够吗?

      张卓元:改善体制和机制不是朝夕之事。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

      面对新形势、新变化,许多领域新的问题和挑战不断凸显——商品领域的市场化发展起来了,但要素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环境和资金等要素价格存在着一定扭曲,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起来了,但能源、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制约也强了;在“总量”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背景下,提升“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民营经济搞起来了,但在诸多行业和领域,制约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的“瓶颈”也不断凸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建起来了,但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蛋糕”做大了,但“蛋糕”的分配变难了,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社会保障制度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改革的难度大了。中国社会进入到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阶段,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胶着期、关键期。

      我力主中央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让部门、地区利益和少数既得利益者左右改革方案和进程,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只有这样,深层次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因此,在各种因素处于胶着期,民营资本要想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还需要时间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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