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整”将成为2012年“大选年”的主旋律，调整与改革也将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最强音，调整的广度、深度与力度实属空前

　　今年，多达六十个国家及地区的领导人“大换班”，“不确定”成为今年引人注目的关键词。

　　综观这些国家，主要可分四类：

　　一是主要大国包括美俄法换届。美为当今世界大经济体；俄为推动国际战略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法国则是欧盟“三巨头”之首。几大国换届，牵动全球战略敏感神经。而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现政权亦属“半路起家”，今年下半年国会众议院将改选，届时执政党与首相也可能出现变化。

　　二是阿拉伯世界里多国的政治“重建”，包括也门、埃及、利比亚等。这些国家的大选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此前政治动荡的未来走向。

　　三是欧元区国家，除法国之外，另有西班牙、冰岛、希腊、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国，其中不少国家处于欧债危机的“重灾区”，选举结果影响着欧债危机本身，以及国际社会对这场长期危机的态度。

　　四是新兴经济体，包括墨西哥、韩国、蒙古、委内瑞拉、加纳、肯尼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由于当前发达国家经济态势总体低迷，新兴经济体被看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新的主要“引擎”，其政经变局将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多国大选对世界政治形势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对整体国际形势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二是对相关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势力与社会思潮重新洗牌，进而影响到外交和全球格局；三是对热点地区与热点问题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四是大国关系重新定位，尤其是美俄关系与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俄三角关系。

　　经济层面的主要影响有二：其一，法国奥朗德当选后被认为将“左转”的经济政策，以及欧元区诸国反紧缩领导人的纷纷上台，势必对欧债危机解决思路产生影响；其二，大选之年国际政经的复杂互动，可能对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形成阻碍。由于世界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各国选战主要是“拼经济”，一些国家纷纷推行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通过“经济民族主义”拉抬选情、争取选票，导致国际经济问题被政治化，国际经贸摩擦趋于普遍化与激烈化。

　　多国大选还将对全球治理产生影响。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参与多边合作的外交重大决策将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全球治理可能由此陷入停顿与停滞，其中气候谈判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站在更长时间跨度看待大选变局会发现，俄法美三国大选，孕育着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涉及经济、政治、安全与社会方方面面，从目前情况看，“大调整”已成为2012年“大选年”的“主旋律”，调整与改革将成为“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的最强音，调整的广度、深度与力度实属空前。

　　大国的内外战略调整具有“共性”，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上，重点在与高失业率做斗争，在政策设计上更侧重民生，并力求实现可持续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注重在国际形势纷乱之时强化国家安全，谋求大国地位，应对眼前危机并兼顾长远。

　　2012多国大选对中国具有复杂而多维的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大外交”角度看，有关国家在大选前后的对华政策可能出现非积极变化；部分邻国大选还可能导致中国周边环境及地缘利益复杂化。对内政的影响包括，国内聚焦与炒作国外大选，可能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及发展进程。

　　面对“大选年”带来的国际政经环境不确定性，中国需积极预防各类风险，积极应对，在总体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同时，高度关注有关国家大选，因为中国的海外利益已遍布全球，各国选情与选举结果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家利益。

　　中国应针对“大选年”这一特定时期与“非常时期”，制定相应的阶段性对策，包括应对有关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与对华示强等，同时针对有关国家大选之后的新变数，特别是其对华战略与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先期制定应变预案。要防止双边关系被外国大选“绑架”，防止经济问题政治化、内部问题外部化、自身问题他人化，防止被当成别国大选攻击的“靶子”与“替罪羊”。

　　同时，面对如火如荼的大国战略大调整，中国应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通过科学发展、公平发展与和平发展，在大选之后更加激烈的大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