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一大批小微企业有可能被税务部门整死。”5月19日，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天勇的一条微博引发轩然大波。

　　“绝非危言耸听。减税、清费、发展社区小银行是关键步骤，这方面不动真格的，中小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会破产倒闭一大批。”5月25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周天勇这样回应。

　　“营改增”降低小微企业税负了吗？

　　《中国企业报》：你在微博上说，今年全国一大批小微企业有可能被税务部门整死，并举了南昌和湖南一些地区的例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极端的说法？

　　周天勇：伴随今年房地产业的不景气，各地土地财政比较紧张，一些建设项目因此受影响以后，税收也会受影响，经济方面出口也不断下滑。这些因素导致税收部门向小微企业普遍增加税费，甚至在全国都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

　　《中国企业报》：那也应该在法定范围内征收吧？

　　周天勇：税费有其特殊性——在查账过程中，中小企业总会被发现各种各样应该缴税或者缴费的情况，比如说，有的本来应该摊进成本的，税务局说不行，不能摊成本，应该缴税；还有的是定税或者包税，如我在调研时就看到按照营业额的13%综合征税，税务局说多少就是多少，此外还要加上各种费。在地方上，有时并不按照税法征税，这样的摊派方式非常厉害。

　　《中国企业报》：上海市财税部门的最新统计显示，上海启动“营改增”以来，与原营业税税制相比，一季度整体减轻税收负担超过20亿元。其中，8.8万户小规模纳税人由于实行了3%的增值税征收率，低于原先营业税5%的税率，税负降幅40%左右，成为本次“营改增”的最大受益者。你怎么看待这种结论？“营改增”会降低中小企业税负吗？

　　周天勇：“营改增”的设计初衷是好的，是为了降税的，但什么部门来执行是个关键问题。在财政税务部门的执行过程中，出现计算的时候从紧不从宽，能少减就少减这样的现象。我在调研中听企业反映，有65%的企业不但没有减少税收，反倒增加了税收。当然，这个数字有待考证。有的企业甚至说，还不如不改。

　　所以我个人认为，关键还在谁来计算上，这么算那么算，总是人去操作的，如果计算人的脑海里就是“多收税”的概念和思路，怎么减也是减不下来的。

　　税收设计应该体现“老虎监督狼”的原则

　　《中国企业报》：你也曾在微博上写道：再也不能一冷就扩大信贷，发债上项目，贷款到国企，引起新一轮的过热；一热就紧缩信贷，缩小投资，搞得小微企业和制造业活不下去。你认为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跳出“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

　　周天勇：我认为，首先还是要确确实实减税。一定要从财政政策的减税出手，扩大投资、扩大生产、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真正扩大消费内需，用这样良性的办法来跳出中国宏观经济“一控就死，一放就乱和热”的恶性循环。

　　现在国务院把“结构性减税”放在首要位置，关键问题就是到地方上能不能落实。我个人判断，在地方财政普遍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结构性减税”很难落到实处。

　　现在有些中央和省部门的预算在国库里是巨额盈余，财政能不能把一些部门历年的节余收回，重新分配使用，解决县市财政紧张的问题？用收回的历年结余，进入特殊时期预算，加大对市县地方的转移支付，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各地方对小微企业“多去征税”的想法。

　　《中国企业报》：你在微博上多次对中国的高税负开炮，在你看来，中小微企业税负重的根源在哪里？

　　周天勇：就是设计上的重，我们现在的财税政策恨不得把企业“吃干榨净”。增值税17%，在发展中国家最高；社保费率占工资的将近40%—60%，美国都没这么高；营业税更厉害。很多企业逃税也是迫不得已。

　　所以说，不能让猫去设计不吃鱼的减税方案，应该是第三方，如国家发改委或者全国人大调研制定一个减税方案，财政和税务部门是执行机构，如果执行期间又多收了，是违法的，应当问责于财政和税收部门的负责人，甚至免职。这样动真格的，才有可能进行减税。

　　否则，减税，就是财政税收部门口头上的形象工程，永远也不可能在实际中实施。如果等到小微企业都倒光了，再来解决问题，恐怕就来不及了。

　　金改需要走出“旋转门”

　　《中国企业报》：有专家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发展资本市场非常重要，资本爱靓女，但丑女更需要融资。中国资本市场不但要“靓女先嫁”，还要“丑女无敌”，你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周天勇：资本市场对小微企业来讲，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小微企业怎么利用资本市场？创业板一年上不了几个企业，数都可以数得过来。全国有几百万中小企业，有一两千万小微企业，能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还是微乎其微。

　　《中国企业报》：类似于温州的金融改革对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有帮助吗？

　　周天勇：我觉得够戗。温州金改目前为止还是半拉子，遮遮掩掩、进进退退，没有想根本解决什么问题。银监会现在推出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弄的条件一大堆，门槛太高，到最后还是不改革，根本上还是不愿意放。

　　比如说必须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入股，最后村镇银行还是要沦落为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小贷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还得到大型银行那里去拆借，实际上是大型商业银行的二级批发而已。

　　所以说，根本上还是要发展社区小银行，门槛降低，大小区别，分类分级监管。不想出事不想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最终让改革举步维艰。

　　放开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可以注册成立一两亿元规模的城乡社区小银行，严厉监管，比地下钱庄资金跑到国外，动辄10多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民间集资风险要小得多。

　　《中国企业报》：有专家说“中小企业应该是银行的香骨头”，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周天勇：这个说法理论上没问题，问题是在实践中，大银行不愿意给中小微企业贷款，一是中小微企业没有抵押的东西，二是贷款成本比较高，实现不了其“规模经济”的初衷。越大的银行办越小的业务，成本上越是不合算，让“大象打蚊子”在经济学上起码是不合规律的。

　　所以，还得是社区小银行、典当行起作用，只有让银行像米铺一样发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才有盼头。像上世纪，国有粮店垄断市场，什么都得凭票，时不时要吃陈旧粮，有时甚至没有吃的，国有粮店还亏损，后来放开了，也没发生什么事啊，粮食市场也没乱到什么地步，甚至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