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外经济形势风云突变的情况下，“稳定”正成为关乎经济大局的关键。在湖北等地调研期间，温家宝总理关于“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的定调为未来宏观调控指明方向。与此同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工信部等部门也在密集调研，为应对经济进一步下滑做好政策储备。

　　金融危机以来，经历几次宏观调控的轮回，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再次回归“增长”，增长目标的优先级再次提升，说明决策层确实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增长前景比较忧虑。

　　经济增长之困受制于内外压力：内需低迷、外需乏力，“投资、消费”同步回落，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步趋紧。企业利润率、财政收入、工业生产、出口订单、房地产价格等全面下滑。特别是用来评估经济增长的三个敏感变量———用电量、工业增加值和银行放贷总额，下降幅度更是远超预期，表明增长动能在继续衰减。以工业增加值为例，4月同比增长9.3%，比3月份的11.9%下降了2.6个百分点。如果从历史经验来看，12%的工业增加值大致对应8%的G DP增速，4月份的数据预示着二季度G D P增速很可能回落至7.5%左右。经济增速的加速下滑，已经逼近决策层的调控底线，并直接考验政府对于经济减缓的容忍度。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困境则是决定宏观政策着力点的前提。四年多时间，全球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之后，世界经济似乎又被打回到了“原点”。我们面临的远远不是一场周期性危机，而是经济全球化以来的一次结构性大危机：是发达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债务危机；是储蓄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失衡性危机；是全球旧有增长模式的危机，这些都不可能通过反周期的政策刺激得以解决，但是面对着全球经济形势骤然恶化，各大经济体再次发出支持经济增长的强烈信号。

　　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转型的“空档期”：从中长期看，全要素生产率正在趋势性放缓，随着外部需求不足带来的市场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约束，传统低成本的优势正逐步消失，原来“重工业支撑、出口支撑、投资支撑”的高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但内需以及新兴产业的转换动力又没有接续上来，这样，“空档期”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一定是一个必然经历的阵痛过程。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稳增长”，抵抗经济加速下滑势头，所采取的政策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追求短期增长目标的自然倾向，使经济陷入对刺激性政策的过度依赖之中，进而延缓经济内生动力的形成，这也许才是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矛盾。

　　因此，如何让短期政策产生可持续的效果，避免政策刺激带来的后遗症，正考验决策层的智慧。就目前的中国发展现状而言，扩大内需，还未到消费马上接力的阶段，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和力度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投资去向如何。中国一直以来重视的是“硬投资(比如基础设施、机械设备投资)”，而忽视“软投资(研发和技术投资、教育投资)”。我们既要稳定今天的增长需求，更要着眼于提升长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未来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中国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