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张维迎，著名经济学家、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新研究，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5月12日，张维迎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SAIF·CAFR名家讲堂”演讲，题目为《市场与企业家》，系统阐述了市场的逻辑、企业家的精神与中国下一步怎么办。什么决定我们的未来？他说，首先是理念。“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精神，我们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样。”

　　《为钱正名》发表之后近30年，张维迎教授一直以独立学者的立场参加到中国的改革实践当中，其企业理论与政策主张对国有企业改革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篇讲稿表达了他“这几年考虑的问题”。读者可以从中读到，一位经济学人近30年的坚持与改变。

　　怎么认识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发展、大分流与市场

　　有些国家走市场化的道路，有些国家没有，这解释了它们之间过去200多年来形成的贫富差距

   我们从人类的大历史开始谈起。25万年至20万年前出现了智人(编注：智人是生物学分类中，全体人类的一个共有名称)，10万年前智人开始走出非洲，走到中东，6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4万年前到达欧洲、东北亚，1万多年前到了美洲，至此，人类已经分布在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

　　1万年前(编注：第四纪冰川末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冰川融化，使得世界被分割开了，形成了三大区域：一个是亚欧非大陆，一个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区域，还有一个是南北美洲。人有了定居生活之后才有了文明，家庭、村庄、城市、国家相继出现。

　　我们现在讲的人类文化都是在过去1万年内形成的，也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的。这1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三大区域是分割开的，相互没有来往，但是各区域内部仍然有来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的重要交流。然后就到了500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由此欧洲人相继发现了澳大利亚等地，全世界就重新开始联系起来。我们称之为“全球化”。可以说，我们现在脑子里想的人类的历史，基本就是这500年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近200年的历史。

　　200年以来，人类走向工业文明，出现了两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叫大发展。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人均GDP的变化就是发生在这非常短的200多年的历史里面。

　　第二个现象叫大分流。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

　　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欧洲、亚洲、美洲等地的技术都一样，没有大的差距。但是，过去20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

　　根据麦迪森教授(编注：Angus Maddison，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著有《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的数据，我计算了各国的GDP数量和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为1，意味着世界的差距是没有的，绝对平均的。一直到1820年，相关系数仍然是0.94，国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没有大的差距。但之后相关系数开始下降，到了1973年，相关系数为0.15，差距拉得很大。

　　为什么有些国家“发达”了，有些国家没有“发达”？(1973年之后相关系数开始回升，2003年回复到0.52，预计到2030年可以恢复到0.73。如果依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世界的格局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亚洲的GDP能够回到全世界的60%的话，全世界的政治格局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现象都需要我们去解释，有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在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发生。

　　是不是最近200年人类突然变得更聪明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今人并不比几千年前的人更聪明。2500年前至2000年前这几百年里，世界上出现了很多伟大人物，包括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等等，现在人的智慧超过不了他们。

　　资源增加了？没有。现在的资源都是几千万年前甚至数亿年前形成的，包括石油、煤炭都是很久之前形成的。

　　人类有什么变化呢？技术进步了。这肯定是事实。统计显示，农业文明时代，大致来讲年均技术进步率不超过0.05%。这意味着每1500年左右，人均收入才翻一番。18世纪英国人过的生活和古罗马时代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我当过农民。我们那时在农村的生活跟隋唐时期没有什么差别。我上大学(编注：1978年张维迎作为1977级学生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之后，去陕西博物馆看，发现我在农村时用的农具与一千多年前没有什么差距。可能营养还不如那个时候。

　　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人类的技术进步达到1.5%，意味着每50年不到人均GDP翻番。中国过去每9年人均GDP就翻一番。

　　技术为什么变化？我要提供的一个答案就是市场。有些国家走市场化的道路，有些国家没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出现了这个差异。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有些从文化的角度解释；有些从资源，比如发现美洲，英国的煤炭，来解释世界出现大分流的原因。这些都是次要的。

　　中国过去30年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引入这个市场。

　　还有，过去200年来，不仅技术进步快，技术传播的速度尤其变得更快。在古代，技术进步很慢，传播速度更慢。

　　中国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技术，大概在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但这个技术到了公元751年才传到中东。怎么传到中东的呢？中国唐朝和伊斯兰军队打战[编注：公元751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部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我们打输了，被俘虏去的人中有人会造纸，造纸技术就传到了中东，然后再过几百年传到欧洲，然后出现了文艺复兴。造纸技术对于文明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而现在每一个新技术刚出来很快就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现在当老师难？原来当老师可以垄断知识，现在学生和老师一样有渠道获得新知识。国外一本书刚出版、上市，中国翻译本就出来了。这使得人类的进步变得很快，人类吸取知识的能力变得很快。所有这些进步都是人类相互学习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技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创的。

　　我们可以想到中国青铜，但青铜是来自中东的，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编注：从公元前4000年后期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青铜工具和武器，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他们比我们早1000多年。在“丝绸之路”之前有“青铜之路”，“丝绸之路”从东往西，“青铜之路”从西往东。

　　我们现在吃的小麦(2392,-31.00,-1.28%)最早不是我们自己培植的(编注：日本遗传学家木原均研究认为，小麦的发源地是在里海以西的阿塞拜疆及其周围地区，也即是外高加索一带)，牛羊也不是中国开始驯养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植物可能就是小米、水稻。几百年前，从明朝开始，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为什么？食物变化了，有了玉米(2406,-2.00,-0.08%)、马铃薯，这些哪里来的？都是美洲的(编注：大约公元前200年，秘鲁印加古国的印第安人最早开始种植马铃薯)。

　　所以我就说，人类的进步很多是在相互学习当中获得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最好方式。

　　幸福靠“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一种双赢，你要自己幸福首先得让别人幸福，所以追求幸福就创造财富。

　　下面跟大家讲我这几年考虑的问题。

　　在我看来，主导人类历史的就是两种逻辑，一个叫“市场的逻辑”，一个是“强盗的逻辑”。

　　人类从古到今都在追求幸福。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是为了幸福。为什么走向全世界？也是为了幸福。无论哪一个宗教都承认，人类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最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讲要给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编注：汪洋5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这个是西方在启蒙运动时候说的话。

　　人类追求幸福，无非两种办法。第一种方法，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这就是“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法，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叫做“市场的逻辑”。“强盗的逻辑”不增加财富，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上。“市场的逻辑”是一种双赢，你要自己幸福首先得让别人幸福，所以追求幸福就创造财富。

　　我们不要一想到“强盗的逻辑”就以为都是偷、抢，不完全是那样。政府垄断印票子就是“强盗的逻辑”，不知不觉就抢了你，现在有好多制度安排都跟这个有关。遗憾的是，市场经济本来是“市场的逻辑”，但是货币是所有产品定价的尺度，因此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还得建立在“强盗的逻辑”基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危机，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等。

　　其实宗教所探求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人更幸福。宗教领袖和经济学家惟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经济学家强调的是怎么改变人的行为，而宗教领袖想的是怎么改变人的心，改变他的灵魂、意志。所以我说，一个是利他之心，一个是利他之行，这是他们的不一样。

　　人类的历史大致来讲，200多年前是以“强盗的逻辑”为主导。当然“市场的逻辑”一直存在，如“丝绸之路”是“市场的逻辑”，但是主导的还是“强盗的逻辑”。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罗马帝国的建立，再到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人类历史充满了征服和被征服，都是“强盗的逻辑”。

　　但是，250年前人类还是走向了以“市场的逻辑”为主导。当然不是没有“强盗的逻辑”了。“二战”时期，德国、日本就是“强盗的逻辑”；但总体来说，“市场的逻辑”在主导。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中失败了，很快又崛起了，1960年代它们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靠什么？“市场的逻辑”。日本人、德国人生产其他国家人民喜欢的东西，其他国家人民变得幸福，他们就发达了。中国这30年也是这样。

　　美国人在国内用的是什么逻辑？“市场的逻辑”。在国际用的是什么逻辑？“混合逻辑”。中国人在国内用“混合逻辑”，计划经济完全是“强盗的逻辑”。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的逻辑”还是越来越多，但是“强盗的逻辑”仍然很多。中国在国际关系用什么逻辑？中国很弱，怎么可能用“强盗的逻辑”？但“强盗的逻辑”也可以理解为思维方式。中国现在很多思维方式还是“强盗的逻辑”思维：你赢了，肯定我输了。我们加入WTO，谈判代表说要跟美国搞一个双赢的协议，外交部高官勃然大怒，说中美之间怎么可能有双赢？这就是一种“强盗的逻辑”思维。所以说，认识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再讲170年前的鸦片战争。如果当时中国人明白“市场的逻辑”的话，也许不会这样。英国等欧洲国家来到中国并不完全想用“强盗的逻辑”，没有想过能够征服中国，他们是想交易，在北京设一个办事处。我们说不行。(当然我们现在非常欢迎人家。)当时观念有问题，最后导致一系列矛盾，弄得本来可以走“市场的逻辑”之路，变成了“强盗的逻辑”的受害者，被人家征服了。

　　企业家是市场核心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发现市场，发现市场就是制造新的分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创新。

　　“市场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第一，自由竞争。自由是一种权利；不是特权，不是一部分人可以有另一部分人不可以有。

　　第二，私有产权。没有私有产权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不可能走“市场的逻辑”。

　　第三，企业家精神。这也是贯穿我下面要讲的东西。

　　先讲一个经济增长模型。我概括总结，叫它“改进的斯密经济增长模式”。我意识到科学并不都是进步的，经济学更是如此。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些历史上的理论比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的东西要正确。我总结亚当·斯密[编注：Adam Smith，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1723年6月5日(受洗)-1790年7月17日，《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作者]的所思所想。他关心什么问题？财富怎么增长。他的答案是：财富的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在叫创新。创新与技术进步靠什么？靠分工。分工靠什么？靠市场的规模。市场的交易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技术进步就越大，财富增长就越快，财富增加后市场进一步变大。美国的人口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市场是中国的4倍。就是因为它收入比较高。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潜力在哪，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家都爱往大城市跑？就是因为大城市竞争更激烈，提供更多的机会。

　　前面讲到，1万年前世界分成三大部分。到了500年前，最发达的是亚欧大陆，其次是美洲大陆，再其次是澳大利亚。亚欧大陆人口最多，所以可以保持领先。人口的规模对经济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很惭愧，中国人口占世界20%，我们聪明人应该也占到20%，意味着技术进步应该不止20%。技术有一个溢外效应，一个人创造的东西其他人都可以应用，所以我们的贡献应该是30%、40%才正常。

　　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1950年，全世界161项重大技术发明中，公元前400年，中国有一项：算盘；从公元1年中国发明了船的尾舵开始，一直到1045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全世界6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中国人做的；很遗憾，公元1045年之后的151项重大发明，没有一项是中国的。中国在近代对人类(技术进步的)贡献真的是太少了。

　　这个循环(编注：即市场规模推动分工，分工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财富增长，财富增长推动市场规模)要运转起来靠什么？靠企业家。怎么发现市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市场。上个世纪日本人最大的发明就是方便面，把方便面变成一个产业是了不起的贡献。日本人的第二项发明是什么？卡拉OK。企业家就干这个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要发现市场。发现市场就是制造新的分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创新。没有技术的创新，靠传统的擀面杖不可能有方便面这个产业。如果你要当一个企业家，当一个企业的高管，你的脑子都要动在这个方面：怎么发现市场。

　　再来看看比尔·盖茨。在盖茨之前，软件是硬件的一个附属而已。硬件和软件都是IBM自己做。比尔·盖茨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软件市场，创造了软件产业，由此这个市场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苹果也创造了一个市场。谷歌也创造了一个市场。要记住，新的分工与技术进步是密不可分的。还有，经济增长的财富再变成新的市场，也是企业家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人在近代对技术的贡献很少，从市场这个角度来看更可怜。中国人创造了什么产业？想来想去可能只有一个是中国人创造的，这就是“腐败产业”。中国腐败都是外包的，一些所谓的“咨询公司”就是专业提供贿赂服务。中国大量的咨询公司其实是腐败产业，就是帮助人家行贿。中国很多品牌也是与腐败相联系。为什么一条烟几千元，一瓶酒几千元，都是与腐败相联系的。好的例子，创造了什么产业，我真的想不出来。

　　市场缩小阶层差距

　　爱迪生发明电，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照明的差距。现在普通人都可以躺在床上看大腕们演出的现场直播，与古代皇宫贵族躺在床上看歌女、舞女表演无异。

　　我在几年前总结什么叫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消费者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凡是自我表扬的部门都不是市场。政府可以自己表扬自己，企业不行。企业说我的技术多好没有用，消费者认可才行。企业家就是伺候人的，怎么让人舒服，怎么让人满意。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进步。200多年前，传统社会都是普通人伺候达官贵人。只有近代史上，有了市场经济之后，变成相对聪明的人伺候笨的人，伺候普通人。大家可能都用iPhone。乔布斯够聪明，比我聪明得多，但他伺候我。

　　还有消费者也是最不讲良心的，你对他服务好他才买你的账，无论你过去做得多好，如果哪一天不好了他就弃你而去。你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就是要不断让客户满意。

　　市场经济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大众服务的。企业伺候的人越多才越赚钱。你看哪个企业伺候的人越来越少了，离完蛋不远了。

　　人类有市场之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在减少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别，给大众带来更多的好处。爱迪生发明电，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照明的差距。没有电的时候，穷人点不起蜡烛，皇宫贵族人家有很多蜡烛，所以它的照明和你相差很大，现在没有了。没有电视机、网络的时候，皇宫里面可以现场直播，歌女、舞女来表演，皇帝躺在床上看。现在普通人都可以躺在床上看大腕们演出的现场直播。技术进步了，大家更平等了。

　　政府和企业的差别在于，政府是靠税收拿收入，企业是靠价格获得收入。中国人很希望什么事都让政府做。政府靠强制收费，所以它提供的服务可能价值远没有它花的成本大。企业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如果没有成本高的话，它就完蛋了。

　　任何产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的评价。今天讲劳动价值，是有问题的。价值是主观的，不是你花的劳动时间多你的价值高。一件产品能卖的价格，从来不可能高于它的价值。这个差额是什么？消费者剩余。市场竞争什么？竞争谁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两个企业，第一个企业创造9个单位的价值，第二个企业8个价值，但第一个企业的成本是6，只能带给消费者3的剩余，而第二个企业的成本是4，可以带给消费者4的剩余，那么一定是第二个企业赢。不是生产的东西好就能赢，还要看你能够给消费者多大的剩余空间，给消费者带来多大的好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产品过去二三十年行销全世界。因为中国成本低，中国人给消费者留下的剩余多。做企业的人要认识到给消费者带来的剩余。技术进步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今天的消费者花几百美元就可能得到几十年前花数万美元同等甚至更强功能的计算机产品。

　　创新，就要理解人性

　　以前索尼不把三星看在眼里，现在三星不把索尼看在眼里。作为一个企业要追求基业常青是可以，但是要做到很难，就是因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

　　要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剩余，靠什么？靠创新。创新是什么？无非两个方面：怎么提高总价值，怎么降低成本。

　　我把企业家分为三类。

　　第一类企业家，能够识别出消费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这是最伟大的，他们创造产业。比尔·盖茨、乔布斯，就是这样的企业家。

　　第二类企业家，能够更好地满足已有的需求。他们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大规模制造。

　　第三类企业家，按订单生产，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人家把设计都做好了，你生产就是了。

　　中国最多成功的企业是第三类，做OEM(编注：代工生产)，其次是第二类。我们有多少人可以称为是第一类企业家？很少！

　　其实，企业创新说到底，就是对人性的理解。乔布斯做任何一个东西，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东西我是客户我会满意吗？什么是对我最方便的？他要手机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操作，工程师说技术上不可能，但乔布斯说不可能也要做到。最后做到了，这就是一种对人性的理解，对真善美的理解。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必备条件。艺术家、科学家都要有这个因素，但是对企业家更重要。

　　创新就是让同样的资源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我们看到大量的户外广告，一个合同就是一年，花上比如说200万。但比如说，对卖羽绒服的而言，冬天来临之前广告才有用，夏天的时候广告没有意义。我的一个学生就想出分时传媒，按月甚至按周刊登广告，客户只需要在最有价值的时段做广告，原来这个广告200万，他分给两个人，每个人收150万，客户少支付50万，他多赚100万。商业模式、技术进步最后关键都是看你能不能给客户创造价值。

　　还有，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很多的企业认识不到这一点。索尼公司最成功的产品是什么？walkman。但当MP3、MP4出现时，索尼公司不愿意推，因为推MP3、MP4的话，walkman就完蛋了。而发明walkman的这个人在索尼公司内部地位没人敢挑战，谁都害怕得罪他。结果亏损得一塌糊涂。尤其是，现在技术进步、技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导致什么结果？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以后做企业别指望长生不老。柯达破产了。5年前诺基亚红得不得了，现在也不行了。以前索尼不把三星看在眼里，现在三星不把索尼看在眼里。企业追求基业常青是可以，但是要做到很难，就是因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

　　利润就是责任

　　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

　　企业要成功，还有一个承担责任的能力。亚当·斯密讲市场规模越大越有效率，但市场越大，交易者之间越陌生，怎么能让人家相信？以这瓶矿泉水为例。我不认识制造商，老板工人我都不认识，怎么信任它？我提出一个概念，连带责任。这是从中国历史上得到的启发。皇帝怎么能够统治这么多人？这和连带责任有关。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连带责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这么大，市场很大，怎么办？不需要认识每个人，只要记住A、B企业就可以了，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每一个现代组织本身都是一个连带责任，国家也是连带责任。每个人太渺小，几十万员工怎么办？为什么要有老板？让老板对所有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什么叫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你的毛病。因此，老板就要加强公司治理管理，否则肯定破产。

　　第二，企业一环套一环，一个大企业背后有数千数万小企业，一个品牌企业要为所有的上游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事了，零部件不合格，钢铁制造商生产的钢材(4091,5.00,0.12%)有问题，但是责任是谁的？汽车制造公司的。客户只需要找汽车制造公司。

　　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叫利润？利润就是责任。如果你只能对自己负责，就只能当个个体户，或者当个雇员。如果你可以为10个人承担责任，可以搞一个小餐馆，搞一个普通软件公司。如果你可以为1万人承担责任，那就能做个大企业。

　　中国的企业现在暴露出那么多问题，为什么？企业发展很快，但承担责任的能力没有建立起来。看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现三聚氰胺的事情，牛奶公司没有能力为奶农和奶站承担责任，就出问题了。我调查过蒙牛，自己养的奶牛生产特伦苏牛奶，奶源没有问题，就是外购的牛奶出问题了。还有很多的其他例子，比如瘦肉精的问题。

　　企业家能承担多大责任也依赖整个国家法律文化道德。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品牌？为了消费者，不是为了所有者。如果把产品的商标撕掉，有多少产品有人敢买？这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企业做不大，不完全是技术性问题，是你的管理和体制问题。

　　经营企业的人，必须记住这两条。第一，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第二，提高你承担责任的能力。这两条是相互联系在一块的，缺少任何一个能力都做不大。

　　为什么大企业很重要？大企业是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没有这些大企业，我相信市场经济不会发展到现在。一个沃尔玛背后有这么多企业，他们为这么多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老批评企业垄断是有问题的。

　　总之，市场靠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都是反市场。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不要以为我讲的就是西方的东西，不是中国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谁？老子。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是谁？司马迁。老子没有理解市场，老子主张清心寡欲，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一开始就批评了老子。人喜欢幸福，喜欢吃好的，听悦耳的，看漂亮的。人们已经习惯很久了怎么改变呢？(编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最好的政策是自由放任。老百姓自由地去追求幸福，财富就自然来了，政府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呢？

　　可惜，中国2000多年从来没有按照这个做，中国的政策和司马迁所说是倒过来的。首先和你争，争不过了就整你、骂你。实在管不了的，最后才顺其自然。

　　很自豪司马迁是我们陕西人[编注：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一说山西省河津)人]。

　　司马迁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企业家立传的人，他写了30多位企业家的传记，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可是他的思想只能停留在书里面，不能变成中国(包括近代)的行动。

　　两个错误思潮

　　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

　　接下来我们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是什么？就是市场化和企业家的崛起。计划经济就是“强盗的逻辑”，就是你没有自由。

　　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养的鸡下的鸡蛋要卖给供销社，供销社都要给城里人吃的，没有自由的。农民要种什么庄稼也没有自由。

　　改革以后“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就是给你自由。所以，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概念。如果你主张市场就是主张自由，如果主张自由就是主张市场。

　　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是什么？一般认为，私有制下权利是个人的，公有制下权利是大家的。这是不对的。集体是不会行使权利的，国家怎么行使权利？只有有血有肉、有意识的人才能行使权利。

　　计划经济公有制下，行使权利依赖于官位的大小，消费品的分配都是按照官位区别对待的。出差坐火车，各个干部坐的车厢也是不一样的，坐飞机没有局级干部坐不了的，家里安的电话也不一样，看报纸也看你官多大。

　　这时候，追求幸福就是争夺官位，你上去我就上不去，所以要把你弄下来，那个时候斗争很厉害。每个人都在忙着怎么毁灭别人。引入市场之后为什么发展起来了，不一样了？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就得创造财富。

　　农民要富，就要看你卖的东西人家买不买，所以获得任何一分钱都要给人家带来价值。1984年，粮食就过剩了。

　　市场经济之下，如司马迁所讲：“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就是说，你有千金的财富，可以过上跟诸侯差不多的生活；有万金的财富，可以跟国王一样生活。现在大老板的车都不比市长的差，这就是市场带来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伴随三代企业家。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农民，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最聪明的人，一个当农民，一个当干部。为什么要当农民？因为户口进不了城市。

　　第二代，官员下海，变成企业家。第三代，海归企业家。从制造业、房地产再到互联网，就是这些人一代一代发展起来。

　　中国下一步怎么办，依赖于我们如何看待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贫富差距、腐败、医疗教育等等。这样，出现了两种思潮。

　　第一种思潮认为，改革失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都是市场化的恶果。

　　第二种思潮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第一，政府管得多。第二，国有企业大。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这么重要，“中国模式”的说法流行起来了，官员牛得不得了，开始教训美国人。

　　这两个思潮都错了。“改革失败论”是否定过去的市场化，“中国模式论”是否认未来的市场化。

　　中国之所以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

　　所以未来你只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舞台，中国才有希望。

　　企业家精神的阻碍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从中国增长方式转变来谈这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看个数字。2000年，广东省GDP是香港的70%；2009年，香港是广东的36%。中国很多省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国家了，比如越南的GDP相当于中国排在23位的省，蒙古国的GDP比我们西藏还小。

　　再看人口。200年前，英国工业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10亿，英国1000多万，占1%多。100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全世界人口16亿，美国9000多万，占5%多。人类历史上，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开始工业化，中国是独一无二。

　　如果200年前英国的人口占全世界20%，估计不会打鸦片战争。每一种产品都是个大市场，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幸运。

　　上海一年14万对夫妇结婚，每对夫妇消费10万就是140亿元的市场。我们的手机用户是7.47亿(编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全国手机用户总数达10.06亿)，法国人口才6000万，相当于13个法国。有些产品是与人口相联系的。

　　过去20年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的交通。现在和20年前比，任何两地之间花的时间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惟一例外的是城市内部)原来3天到的地方现在1天肯定到了，了不起的。

　　中国从物理上讲已连成了一个统一市场。很多人对高铁的批评很多。我说，这个有成本，但不要简单从需求的角度看。高铁使中国各地之间更好地连起来，结果是什么？

　　中国地域分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原来上海的产业可能转到其他地方，其他的产业转移到上海。郑州人早晨坐高铁到西安，1小时50分钟，玩一天晚上回来了。

　　要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靠什么？我们现在是靠政府，靠产业政策，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要靠企业家，不能靠政府。要靠私营企业，不能靠国有企业。

　　但现在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太多。

　　第一，特权太多，自由太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要讲特权。你能不能办学校是特权，不是人权。我们出版社都是这样的，你想办一个杂志不可能，这都是垄断，都是特权。商业银行法规定10亿元资本注册可以做商业银行，但你拿出10亿元注册，不可能的事。不让企业家自由创业，谈何市场经济？

　　第二，国有企业这么强大，民营企业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你没有它那么深的钱袋子，它亏了无所谓，你亏了就得跳楼。

　　第三，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很多企业家移民，因为没有安全感。怎么能够使他在这里创新？大的创新都是10年、20年才见效。如果你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怎么做这个？

　　第四，政府干预太多。看看产业政策，看看中国这几十年，从计划经济开始有哪个成功的？没有一个成功的。

　　这个是一位退休下来的计委(编注：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3月，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3月，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说的。现在的政府投资，100亿个里面只有30个亿最后做项目，另外70亿都被中间拿走了。所以修高速公路，修任何东西，都比别人成本高，为什么？腐败。

　　产业政策有一个假设。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能看明白未来。企业家投资，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冒着风险。

　　我们不相信，少男少女坐在办公室，反倒有权力说这个不能投资那个能投资。发改委官员老说产能过剩。你怎么知道过剩？

　　1990年，中国有200多家电视机生产定点企业，新企业要进都进不去，结果有一些地方偷偷进去，现在电视机企业有哪一家是那200家定点企业？包括我们上海的金星电视，还有吗？没有了，还是市场说了算。

　　产业政策，很糟糕的东西。产业政策现在变得是人们去寻租的一个方式，政府给钱，就去想着怎么讨好政府。

　　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就是靠政府补贴赚钱。所有这些政策，创造了一个腐败产业。

　　国务院刚出台150亿元支持微型企业的贷款政策(编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2012年4月19日发布)，就有人找上门来帮你搞贷款，20%的回扣。国家的财政增加太快，政府钱花得实在是没有效率。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高科技这个东西更不能靠政府做。什么叫高科技？就是大部分人弄不明白，只有少数人在猜，企业家就是猜。政府坐在那里审批，找一些专家，专家能懂那个东西？

　　可以想象一下，谷歌、Facebook、苹果，甚至30年前的微软，政府专家审批能过吗？肯定过不了。

　　去年去美国加州访问，我们的企业家就问“摩尔定律”(编注：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1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翻两倍以上。该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的提出者如何看待政府对高科技的扶植政策。他不相信政府审批这些东西，政府怎么能通过评审评出来哪些东西有前途？企业家的精神要通过市场检验，最后才是有希望的。

　　政改不能拖

　　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就像牢里面的，我们自由很少，但是每天充满希望。现在我们看起来自由，但是胆战心惊。

　　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政府改革。

　　政府的因素导致什么问题？在一个好的制度里，合理就是合法的，合法就是合理的；一个不好的制度里，合法的基本不合理，合理的基本不合法。

　　我们计划经济就是这样。我们改革就是增加后者，减少前者。如果一个国家里人们为社会创造财富反而是一个罪行，这个体制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中国企业家搞的是制度创新，美国企业家搞的是技术创新。什么叫制度创新？如期权激励能不能搞，如何转制，等等。真正的市场经济下企业家不需要太关心这些问题。

　　中国一个企业上市要花企业家多少时间？中国企业上市，老总剥一层皮。还要审批，还要找发审委，认识人不认识人就不一样，还经常有人找我，还好我不认识人。这是中国的悲哀。

　　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很小。企业家现在到了什么情况？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是在坐牢，他觉得有人营救他；而另一个人是自由人，但是有人在追捕他，你觉得哪一个人感觉更好？牢里面的人。

　　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企业家就像牢里面的，我们自由很少，但是每天充满希望。现在我们看起来自由，但是胆战心惊。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个东西不可能再拖下去，无论从我们内部的挑战还是从人类进步本身来看，都不可能。先搞经济自由化，然后实现政治民主化。但不可能停在这。中国只要停在这就会倒退，一停止改革就会倒退。国有企业越来越大，民营企业越来越难。

　　未来之路

　　你们相信自由，你们相信民主，没有人能够阻碍你们。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动也没有用。

　　什么决定我们的未来？第一，理念。第二，领导力。

　　理念是什么？我非常不赞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我特别喜欢凯恩斯这段话，“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的对立面，米塞斯也讲过类似的话[编注：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大卫·休谟(编注：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英国哲学家，主要著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和《宗教的自然史》)曾说，尽管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是由理念决定的。

　　人类历史上很多重大的变革、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出身的人推动的。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创始人、领导人哪个是工人阶级？没有。为什么闹革命？理念变了。

　　再往前，美国发动解放黑奴的运动，很多人是白人，白人成立解放黑奴的协会，靠协会的主要成员来推动的。所以理念非常非常重要。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精神，我们走的路就完全不一样。

　　我去年11月26日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上讲过，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我们不明白。一个是无耻，我们太明白。

　　中国的很多错误例子是因为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大跃进”，先是无知后来无耻；包括产业政策。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因为它可以缓解这个问题。有市场经济，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没人能够发动这么大的力量。

　　人们有言论自由就有反对的声音出来，减少人类由于无知所犯的错误，也可以减少人们因为无耻而犯的错误。

　　建立一个好的理念非常重要，对年轻人尤其重要。你们在脑子里想什么，你们相信自由，你们相信民主，没有人能够阻碍你们。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人推动也没有用。我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领导力。世界上所有伟大人物，都是敢于承担责任，有理想的人，没有这些人，事情做不了。邓小平改革不是出于利益而是理念。理念很重要，如果理念变成这些伟大人物的理念，就更重要。

　　我们现在这个体制有个特点：不可预测性。这种高度不可预测，和语言腐败有关。

　　语言腐败什么意思？就是滥用语言，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语言腐败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46年提出的，不是我发明的。大家知道，在他《1984》这本书里面，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叫“真理部”，专门发动战争的部叫“和平部”，专门迫害异己人士的部叫“友爱部”。好名字都被占了。

　　中国的语言腐败太多了，几乎每一个政治词汇都已经腐败了，和本来的含义不一样。人民代表，我们实际上背后就操作了，投票本来应是自由意志和良知的体现，我们只是动手，已经没有灵魂了，所以投票也腐败了。

　　这个腐败引起了体制很大的问题。现在市场发展当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坑蒙拐骗，道德的问题，被很多人归咎为市场。这是错的。语言腐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道德堕落。

　　一个人一旦突破了诚实这一点，满嘴假话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了。

　　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编注：Thomas Paine，英裔美国思想家，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是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量的。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准备。”

　　官员每天说假话，收受贿赂还会有心理障碍吗？谎言盛行的社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人还会有罪恶感吗？

　　最后你看小悦悦没一个人救，能怪谁呢？［编注：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漠然路过，最后，拾荒者陈贤妹施以援手，引发热议]

　　语言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思想的市场。如果有了舆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们的语言腐败就可以减少很多。一个社会只有有了思想自由，每个人追求梦想、追求幸福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

　　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会不断地创造，我们就会有新的技术出来，然后人类就可以不断地进步，我们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