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路

　　第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到底改什么，改哪些，如果说是提高工资，那么只能是提高国企、公务员，财政发工资的这部分，国家能主导的这部分。而私企，比如制造业、小微企业如果再大幅度提高工资，压力会更大，甚至会破产。

　　第二，以增加私营企业的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现在很多企业已经艰难度日，如果再增加税收，那么破产的企业可能会更多，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使收入分配问题更加恶化。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您如何看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

　　周天勇：我们要客观冷静地看待收入分配差距，搞清楚其形成原因，准确地分析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办法和思路。

　　当前，社会上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产生一种急躁、片面的想法，更多地将原因集中在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垄断和腐败上。

　　在我看来，垄断和腐败确实有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因素，但是不是最大的因素就应当客观分析。另外，私企是否扩大了差距，这个值得考虑。实际上，如果没有创业的人，创办企业的人少，那么，中等收入的人数少，失业率会高，贫困的人就会多，收入差距会更恶化。我个人却认为，国有经济，比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土地等等原来以为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体制，虽然还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可是数据和事实表明，现在反而成了导致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当然，即使这些因素全部加起来，可能有一定的比重，但可能不是全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因此，我们要客观、全面和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光归于某几类因素，比如垄断说、腐败说、私企说。

　　现在更多的人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压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上。可是，必须要弄明白两点：第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到底改什么，改哪些，如果说是提高工资，那么只能是提高国企、公务员，财政发工资的这部分，国家能主导的这部分。而私企，比如制造业、小微企业如果再大幅度提高工资，压力会更大，甚至会破产。第二，以增加私营企业的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现在很多企业已经艰难度日，如果再增加税收，那么破产的企业可能会更多，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使收入分配问题更加恶化。

　　此外，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个税起征点上来做文章。比如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提高到5000元、8000元，甚至10000元，但是通过城乡的对比，第一，许多农民一年的净收入都达不到月起征点收入3500元，一个月的收入可能是300元，是个税起征点的8.5%；第二，即使在城市里，整个月工资水平达到3500元的比例也是很低的。个税起征点提高后，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正规职工总人数比例由50%左右降为30%左右，占全部正规和非正规职工的只有15%左右，占全国近8亿城乡劳动力7.5%左右。实际结果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反倒是又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提高到5000元、8000元，甚至10000元的话，对达不到起征点的大部分人是极为不公平的，反而更加拉大收入差距，少部分人收入提高了，大部分人收入根本就没有增加，基尼系数更加恶化。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事情搞清楚，有些看似很好的建议，有的实际上根本就实行不了，能实行的其结果也是相反和恶化的。我们必须要寻找一条综合的、科学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

　　三大原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第一是城乡差距和其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实际上就是历史上城乡人口户籍和人口固化导致的目前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扭曲；第二是企业规模结构扭曲；第三是体制性原因。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您认为当前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周天勇：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第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和其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实际上就是历史上城乡人口户籍和人口固化导致的目前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扭曲。我用一个数据来解释这里面的意思：201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是36.7%，增加值比例是10.1%，这本身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农村36.7%的劳动力创造，近50%的人口分配10%的国民生产总值，城乡收入差距无疑就是3∶1。

　　当然，从农村转移出去、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会给农村转移一部分城市中获得的收入。但是，由于生活费用的上升，80后、90后等农民工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准备在城市中安家等因素，向农村转移收入的强度和比例在持续下降。从全国总的基尼系数来看，对其贡献最大的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比重在60%左右。也就是说，第一产业中的就业比例与产出比例扭曲和不匹配，本身就是城乡差距，这个结构性的格局，靠改革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既不是体制造成的，也不是垄断和腐败造成的。如果没有城乡差距的话，我们的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以内和0.35左右。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就可以控制在0.38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