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社会的共识，人民的觉醒，社会与市场的内生力量，每个人维护自我合法权利的努力，以及法律所能给予的公平博弈空间。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历史观在执政领域的显示，两会精神解读是年鉴学派整体历史分析的精华所在。当执政理念不被理解，执政者会出现 “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的痛苦，对社会的忧虑来源于共识无法达成，利益团体往往假道义而行，达成改革目标的技术手段往往被扭曲。

　　1898年，史称“戊戌变法”的维新力量，在年轻的光绪皇帝带领下，以康有为等学者、中下层官员、部分市场人士为主体，艰难前行。这是一场注定不会成功的维新运动，维新者集聚了太多的反对力量：因为科举而失去前途的读书人反对，两会专题希望搭上维新之船的李鸿章等大员被康有为等人傲慢地拒绝，列强将中国视作肥羊，农村动辄饥荒，绝大多数民众目不识丁。当时的农村经济与社会结构与中世纪毫无区别，铁路被视为毁坏风水的象征，因被认为是毁坏传统纲常的利器遭到唾弃。谭嗣同的鲜血没有达成民众的共识，反而成为极端派的食粮。

　　一百多年后，在现代工业化路上艰难跋涉的中国，出现了强有力的改革支持者，文盲率大幅下降，城镇化率进程过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的过程当中，资本与货币市场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后失而复得，两会专家各经济主体在尽一切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

　　情况截然不同。当然，从历史的细节、经济的细部看，我们能看到一切行政的阴影，看到计划色彩的影子，在工业化起步后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一百年前，中国的难题是能否跳出赤贫陷阱；一百年后的中国，难题是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角度解读温总理答记者问的内容，可以从技术上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从技术出发，可以了解未来的预期目标。

　　第一，经济增速7.5%不算低。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维持7.5%的增速，过9.58年，中国经济将翻番，达到94万亿元以上。按照美国2010年、2011年15万亿美元左右的GDP，以目前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计，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为9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假设汇率等前提条件不变，过十年后中美经济总量将相当。过快的经济增速会造成马戏团独轮车经济，一旦经济增速下降独轮车就会倒塌。2003年~2007年，中国经济持续5年两位数增长，2010年恢复两位数增长。从国际贸易环境看，从中国的货币增量看，这样的经济增速不可持续，无助于结构的调整。

　　第二，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大涨大跌，未来可能扩大双向波动区间，考虑到国际压力，小幅上升仍有可能。

　　温总理在记者会上引用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经常性账户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8%，小于3%的国际公认标准，在国际收支和货物贸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平衡。就市场而言，人民币无本金远期交割摆脱人民币单边上升趋势，有升有降；中国国内调整结构、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出口预期下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使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浮出水面，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绝不像某些模型所计算的，可以大幅上升，而是会在一定的临界点上止步不前，人民币继续上升到“5时代”，基本是个极限。

　　第三，房地产远未调控到位。房地产市场是个与货币金融、地方财政、基础行业互相捆绑的行业，远未松绑，因此，房地产调控是个长期的软着陆过程。

　　此次调控略有成效是明确的预期与抑制投资性需求相结合的成果。房价合理是投入与合理利润匹配，是房价与收入匹配，这是实体经济的经典术语，也就是说，未来房地产不再是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而是城镇化进程中刚性需求为主的市场，除非出现失控情况，暴利不再成为选项。这是房地产调控以来的主导思想，股市地产板块的大起大落，证明很多人对房地产调控抱有不切实际的放松幻想，甚至愿意以长期泡沫、失控为代价换取眼前的短暂收入。

　　希望房地产失速下滑，让钢铁、水泥等企业全部都去养猪、承揽市政工程，同样也是一厢情愿，同比大幅下降甚至扼杀刚性需求，同样是疯狂的想法。

　　第四，支持民间金融，纳入渠道内有序发展。温家宝总理、王岐山副总理等最近作了一系列的表述，发展民间金融、让民间资金回到监管视野之内的目标十分清楚。对吴英案等实事求是，吴英案背后的所有链条，在目前民间资金处置过程中的暴利现象，绝不应该被忽视。

　　第五，以填平收入差距为抓手，建立民生保障机制，与高效公平的分配机制。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五件难事，件件都与民生有关。提升民生刻不容缓，但提振的过程如此艰难，中国解决了民生问题、分配问题，也就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