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北京干了十多年装修工作的刘涛(音)知道,自己永远买不起这里的一套公寓,但他正辛苦攒钱,再过10年就能(在老家)拥有一套有室内卫浴设施的住宅。"这是英国路透社记者今年2月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提及的一个小细节。
这样的细节对于大多数中国记者而言,就像每日三餐一样太普通、太普遍了,很少有人提及,但英国记者从中发现了问题,并在报道中认可了经合组织的研究结果:中国式的城市化只发挥了一半效用,两会精神解读提高了收入却限制了消费。
这或许为我们寻找内需到底在哪里,提供了一个更客观、真实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城镇化。
对于内需,最高决策层有深度的解析和阐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今年2月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发表相关文章,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和路透社记者认可经合组织的研究结果一样,李克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引述了国际上经济学家的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李克强副总理显然是认可这个推断的,所以他认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大多在80%,人均收入与中国接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率也在60%,而我国的比率则小得多,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超过50%,虽然和之前相比是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的城镇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意味着大批的人由农民变成市民,其消费习惯、消费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内需市场也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发展壮大。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从国家领导到经济学家,大家都在谈"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发展大型、中型的城市,也要发展小型的城镇,从近期看,发展小型的城镇更重要。两会专家大型城市,因为人口的急剧增长,环境问题、交通问题、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实际上已经不堪重负,中型城市也开始面临这些问题,所以,发展小一点的城镇,让农民在县一级、乡镇一级就近入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解决好农民进城问题
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以此计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两会专题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
这是理论上的数据。问题是,当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其消费需求真的会从4455元提高到15900元吗?他(她)真的会像城里人那样买车、下馆子、看电影、做头发、郊外游玩、出国旅游吗?
不可能。至少短期内做不到这一点。
首先,农民要进得了城需买得起房或者至少租得起房。从这方面讲,控制房价至关重要。其次,农民进城,要没有后顾之忧,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要到位。
更重要的一点,农民进城,还有个人文明素质、职业技能提高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简单地把农村的房子拆了,让农民住上新楼,这不是城镇化。随着民房的消失、楼房的建起,农民文化素质提高了,有了新的技能,产生了新的职业,有了新的消费习惯,有了更高的文化素质,有了更高的人生目标,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
已经有人大代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宏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宝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文化因素十分重要,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针对农民工的新特点、新需求、新期待,发挥引领和服务作用,切实推进农民工的各项文化工作,促进文化融入和社会融入。
王宝军说,政府对农民工提供看书、看电影、培训的服务只是初级的文化服务,还应该重视高层次的需求,帮助农民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使他们不但享受文化成果,而且主动参与和创造成果。王宝军建议应加强农民工文化需求调研,研究分析农民工的文化需求特点和文化消费规律,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形式,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执行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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