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人口红利”衰减约束。一直以来，“人口红利”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据世界银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传统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低端劳动力人口减少正成为常态，对未来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低端制造业端，那么就无法走出以劳动力、资源消耗为代价的初级工业品制造业阶段。因此，中国必须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进而实现战略性转变。

　　这几年，中国“用工荒”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东部沿海劳动力输入大省用工率先出现大量缺口，企业招工困难，这一态势迅速蔓延至内陆传统的劳动力输出省(市)。中国由区域性“用工荒”向“全局性”用工荒转变，“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渐行渐远。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保持傲人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功不可没。长期以来，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以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

　　“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高劳动参与率、高储蓄率以及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7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4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25%左右。

　　国际经验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得益于“人口红利”。美国兰德公司对“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研究显示，1970年-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导致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9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但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这一客观历史必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并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现状将不复存在。

　　数据显示，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刘易斯拐点”后，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也积极提高人口素质，因此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会发生深刻变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下降通道中。首先，我国现代老龄化程度值得关注。我国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率为8.9%，2050年左右大概为30%，中国老龄化程度开始加强。其次，“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还能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多。数据显示，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数量，2002年-2006年平均每年还可以增长6%，但是2006年-2010年，每年增长1.7%，尽管速度还在增长，但增速越来越慢。社科院研究表明，2000年-2013年间，中国人口抚养比仍呈上升趋势，但速度趋缓。2013年将是转折点(但现在时间可能已经提前)，有效抚养比在此后呈不断下降趋势，直接“人口红利”溢出效应将递减。

　　长期以来，我国实现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可见，“人口红利”在中国还只是停留在数量型发展阶段。真正的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实质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

　　为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

　　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具体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为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时期扩大人力资本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