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

　　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我国的经济增长与转型将面临着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如何做才能既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又能给多数人带来福祉的增加？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快推进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把13亿人的巨大消费潜力转变为现实消费需求，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这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未来中长期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这里的“民富优先”：主体是城乡中低收入者；重点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目标是以民富带来国富。

　　防止“发展中的痛苦”

　　去年底，我在墨西哥考察时深有感触，2010年墨西哥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与我们接触的墨西哥人大都反映，经济增长并未使多数人受益，贫困人口约占一半，陷入“发展的痛苦”之中。应当说，快速增长是好事，但把握不好，也有可能出现“成长陷阱”，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多数人福祉的增加，反而造成和积累大量的社会矛盾。从我国的情况看，防止“发展中的痛苦”，在于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以使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首先，应以民富优先扭转“增长主义”的倾向。当前，总量扩张思维成为许多官员的普遍理念，形成了值得严重关注的“增长主义”倾向：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

　　这种增长方式在推动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重大隐患。不可否认，增长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重要条件。作为发展中大国，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增长的条件下奢谈其他。而问题在于，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不能代替一切，尤其是不能用阶段性的经济增长掩盖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走向民富优先，就是要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增长向国民收入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其次，要以民富优先缓解缩小贫富差距。从现实情况看，无论用什么方法、什么指标衡量，我国的贫富差距都比较突出，而且，这些年贫富差距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呈现出有所扩大的趋势，有可能形成高风险。

　　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与总量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客观地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明显的国富优先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三个快于”：GDP增长长期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国家财政增长长期快于GDP增长；国有资本扩张长期快于GDP增长。这“三个快于”使资本的收益快于劳动收益，使国家的生产能力快于居民的消费能力。

　　应当说，国富优先是一种过渡性的增长方式。它有其历史贡献，对尽快改变短缺状态、解决社会温饱问题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如果不实现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难以扭转，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难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局面也难以改变。

　　最后，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下，提出“民富优先”，就是要解决两个基本性问题：第一，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之成为重要的消费主体。例如，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保障性住房等。第二，通过调整国家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主要在于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使国内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十二五”我国的消费潜力释放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起点。从现实情况看：城市化正处于加快推进中。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未来10年，10%～15%的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释放巨大的消费规模。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城市化发展趋势，我国的“城市消费量在2008年到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创造一个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服务业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10年，服务业占比提高15～20个百分点，意味着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另外，如果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根据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历史数据，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增加0.2个百分点。

　　这里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十二五”有可能初步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这里讲的“初步”，即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使最终消费率从48%提高到55%左右，使居民消费率从35%提高到45%左右。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两条：相关政策调整和改革要到位(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把提高消费率作为“十二五”政府的重要约束性目标。第二，未来1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即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0%左右，资本形成率降低到40%左右。由此，将为实现8%的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并将使我国的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当然，实现这一目标，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并加快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这些年，由于收入分配改革严重滞后，使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并成为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1993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当年的告诫，今天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重要在于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放到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设计，加大调整的力度。由此，应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我认为，我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远不是所谓的“高福利”问题。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在国有资本配置方面，一方面需要加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力度。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净利润接近2万亿元，如果收租分红比例提高到50%左右，那么每年就有1万亿元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配置到社会领域，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收入分配领域的许多乱象，都不同程度地与现行财税体制直接相关。例如，地方税制体系缺失，使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积极性有余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积极性不足。当前，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并且推进相关的结构性改革，社会各方面有高度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的决心和行动。

　　最后，我们要以民富优先推进政府转型。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要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发挥市场作用。在经济领域坚持市场主导，防止权力与市场结合，防止行政垄断，防止特权经济，有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实行民富优先的发展。

　　走向民富优先，需要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使多数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资源环境可持续；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我国的二次转型与改革，和一次转型与改革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更具有历史挑战性。(本文为观察家年会演讲，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