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中国经济软着陆已经有相当大的把握，L型转换的尾巴似乎拉出来了。”11月28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在贾康看来，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超常规发展带有明显粗放特征，但粗放必然没有可持续性，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环保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都是潜在风险威胁，需要通过改革攻坚克难的问题。十九大给出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未来目标，大家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十九大报告通篇不提GDP，这是一个明显趋向，质量第一、效率优先，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贾康强调，要看到GDP指标的局限性，只能反映经济总量，不能同时反映经济结构的优劣、效益水平的升降，必须要辅助其他指标。“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必须出来，什么叫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没有指标体系衡量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必须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努力解决的问题。”贾康总结。

以下为贾康发言实录：

贾康：我简要说一说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之间的观察。我们前些年的发展，总体来说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过程，但得客观的承认，它带有明显的粗放特征，从一个比较低的起点上一路发展起来，你想一下子就集约、没有粗放特征，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实时警惕，一直粗放下去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我们的势头还是不错的，2016年是坐稳了人均GDP4000美元，现在已经曝出是人均8000美元的GDP，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可持续性方面却越来越有威胁，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后面还有大气污染，跟着的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家长对孩子以后能不能健康成长担忧的问题。同时，又有一个人际关系，收入分配等等，不管是收入水平低、中、高，说起收入分配似乎都有一肚子的意见，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样可持续，一定是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解决矛盾凸显，隐患叠加的这样一个潜在风险威胁之下的攻坚克难的改革问题。十九大了，我们在经历着从原来的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稳中求进，软着陆，现在看来，软着陆有相当大的把握，这个L型转换的尾巴似乎拉出来了，十九大又给了进一步的指导，我们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而且再往前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简要的发展过程，速度和效益的矛盾，现在大家都注意到，中央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十九大报告通篇不讲GDP了，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我们一定要抓住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一定要打造升级版。

同时，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再往前看，具体落实到工作上，从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到各个地方政府，到各个行业，是不是需要有一套，引领我们前进过程中间，必须和工作的业绩、认识和分析相关的指标，这个指标当然不是简单的一个GDP，但GDP是不可能不用的，在全球放眼看去，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别人比，不用GDP是不能想象的，只有不丹不用GDP。我们在GDP运用的同时，挑战性的任务，就是不能以GDP论英雄，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它只能反映一段时间内我们经济的总量，不能同时反映这个经济结构到底是优化了还是恶化了，不能反映效益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就要辅助于其他的指标，不以GDP论英雄，以什么论英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你说征集考核不能全看GDP，这完全正确，那看什么。这个GDP必须要做出来，而且还要强调问责制。不能排除GDP，还要加上其他指标，这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这个指标体系能够八九不离十的反映出绩效水平。

从供给侧考虑问题，指标体系是复杂的，各种指标不能通约，必然不可通约。有关部门还得考虑，2035年什么叫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必须出来，什么叫2049、2050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没有指标体系仍然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间，大家努力解决的问题。谢谢！

贾康：结构性改革，说全了是结构供给侧改革，聚焦点要优化结构。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改革启动以后的切入点，不代表全部，但确实体现了它的复杂性，“三去一降一补”你找不到一句话概括它的要领，必须专门讨论在一个政府辖区，在一个行业，在一个企业集团里，对应的三去一降一补怎么形成尽可能高质化的方案。比如“去”，去产能，代表性的行业有钢铁、煤炭，我们不否定去产能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里面的概念始终不够清晰，关键不是去一般人理解的过剩产能，实际上最关键的是要在看起来有过剩特征的同时，怎么样去这些产能里的落后产能，在一个领域里高高低低可比的产能排在一起，有什么好的机制能够把靠下的，耗费严重，污染严重，效益低的产量，把它挤掉，这是问题的实质。我举一个问题，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在2016年上半年的种种压力之下，管理部门想出了一招，行政性手段为主，要求全国所有的煤矿生产的矿井，以全年276天工作日封顶，这时候市场就有反应，2016年第三季度煤炭行业突然出现价位迅速上升，来势迅猛。在一开始的反应，去产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使整个市场回暖了，但看一下真实途径，这不是供给性改革要求的，是以行政手段一刀切的压产量，压产量的结果没有去掉落后产能，形式上出了政绩，实际上是把落后产能一起保护下来了。

我以前在北京做过工人，到井下支持一线，当时非常清楚的知道，煤矿生产的基本特点要求它只要没有大修，这个矿井一年到头就是轮班倒，连轴转，按我们的学术分析，把这个矿井发生所有的固定成本，最大限度的摊到各个方面，保持它一个最基本的效率水平。现在行政性手段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强制着一起把大家的效率都压低了，落后产能一起保护下来了，这哪是里供给侧改革的初衷呢。这就可以担忧一个问题，煤矿按照现在这样一下子大起之后，如果不能继续去落后产能，到一定的时候会不会重现我们原来那个矛盾，会不会大起之后的大落又折腾我们一轮，现在可能没有别的办法，要赶快总结经验和教训。管理部门说这是错误的，要就正，现在大家要纠正，下一轮这个矛盾再现的时候，机制能不能上一个台阶，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事。

再说说做加法，补短板肯定要做加法，我稍微说的开阔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们在警惕投资过度，投资的低效率，但是客观讲，现在做加法方面不能回避中国有效投资的巨大的潜力，选择性的聪明投资、有效投资，在中国现在实际上对象的规模是非常可观的，可选择的这些投资切入点，要配合好机制，未来一、二十年都做不完的。现在大家都注意到，在市场这些年走向低迷的过程中，政府在加力，推行PPP，大的方向完全正确，它是在我们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螺旋式上升，原来已经认识到了政府和市场主体划定边界，认为是井水不犯河水，就达到市场要求的境界了，现在认为不够了。在一些特定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建设和运营等重大的投资领域里，应该积极的考虑以PPP去做，这时候政府和企业又变成合作伙伴关系一起做事，政府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身份仍然是可以清晰合理规定的，这时候裁判员到法那儿去了，以一个自愿签字伙伴的一方和另外一方合作，把PPP的整个生命周期做完，它带来的不光是融资模式创新，如果整个的规划是比较高水平的，产业政策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个好机制，而且它是管理模式的创新，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合在一起，强强联合，一起分担风险，以各自相对优势的要素控制项目里特定的风险，合在一起风控可以做的更好，绩效就得到了提高。所以，融资模式上升到管理模式的创新。

比如北京，公共交通体系是不是短板，我早晨到这个会场，8点20出来，将近两个小时才到这儿，大家天天受公共交通体系的困恼，这是不是个短板？显然是。为什么纽约、东京、巴黎、慕尼黑等等城市，机动车的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不需要限购、限入、限行，道理何在？其实有一个国际上可以总结的经验，政府要牵头必须要达到高水平规划，北京的地铁非常遗憾，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改革开放本来应该加快建设，短期行为出现了，每一届政府希望自己的政绩体现在老百姓看得见的地方，就开始摊大饼，最后才下决心天文数字的资源砸到地底下去，这时候PPP就对上了，四号线是PPP，六号线又是PPP，这时候补短板不可质疑，它的绩效是国民经济的综合绩效，虽然我们现在承认量化它做不到很精确，但承认它是非常重要的。过去补短板，除了思想认识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有资金的拖累，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一下子做这个事，但有了PPP以后，原来想做做不成的事，现在可以做成了。在全中国，现在100多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要考虑赶快建设轨道交通网，北京的严重堵车已经在其他的中心城市普遍大量的发生，吸取北京的经验教训，是不是应该把有效的投资尽可能做的靠前一点，当然规划水平，资金的统筹安排，PPP的创新等等，都一定要对上。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复杂性，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要说一套，这是结构问题，涉及到所有的要素，这个要素里面，从规划开始，政策的供给，公众的参与，领导决策，拍板的水平，一样都少不了。最关键的，是跟市场怎么对接，你有好的东西跟市场不能很好的对接，还是不能形成有效投资，但是做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保持中国追赶先进经济体的超常规发展态势。

举个小例子，现在城镇区域缺少5000万个停车位，北京缺少将近300万个，深圳缺少将近200万个，现在有车族越来越多，大家都为停车苦恼，我们粗粗算一个账，未来十几年里，是不是要尽快建出来5000万个停车位，一个停车位10万块钱，以后还得补充电桩，很多地方还得建便捷的工本很高的立体停车位，北京的平安大道开通了跟长安街平行的一条干道，两边也都是古色古香，但是没有规划停车位，显然要立体的停车位。一个停车位按10万块钱算，不过分吧，还是静态算，那是五万亿的投资，这个投资别无选择，各个地方要抓紧干，当然也得审时度势，也得考虑跟公众互动，也得考虑国际经验，很复杂。但是，做起来以后，它的效益是社会性的，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简明的投融资的模式，停车位是可以收停车费的。

这种例子太多了，可做之事，中国不缺少。回到宏观上，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就是你把它的潜力释放出来，既不形成明显通胀，也不形成明显通缩的那个增量水平，还相当高，这是中国的市场潜力和魅力之所在，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总体来说，前面的纵身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看看精准扶贫在凉山州逼出什么事，边远的地方，首先要有干道接通，要赶快建这个道路，怎么办呢？民营企业进来，BT方式来做，有关管理部门说不能做BT，人家稍微改变一下，不叫BT，但这个BT机制是要用的。这都是我们的空间，真正实事求是的看到这个空间，这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其中应有之意。

贾康：我算是国家十一、十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我注意到每次五年计划的时候，要列出一个指标体系，好几十项。如果从现在要抓重点，GDP不能不看，但是要摆脱GDP论英雄的现象下，要特别考虑一些指标有效的实行一些功能，比如单位GDP能耗，衡量直接效益的指标怎么用到部门和行业上，也相对来说容易处理，因为它无非是一个企业定位的，市场主体定位的，综合起来成为一个行业或部门的全景图，我认为非常有难度的是社会绩效，这方面一定要努力结合着研究者研究的深化，再借鉴国际经验，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有一个认识上的攻坚克难。比如我前面轨道强调的，一个中心区域的轨道交通网，全球的经验来看，除了香港，别的地方都是亏损的，都必须由财政提供补贴，才能持久运行。轨道交通网的运行怎么量化体现出来，才好决定在整个预算安排里，知道什么是合理的支持，什么是过度的支持，这就涉及到很复杂的指标的设计，还有相关的考察这个指标，以及这个指标运用到问责制和奖励制度上的连接机制，实话实说，这是现在我们极不成熟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我这些年在财税的角度，特别力求跳出财政，看宏观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守正出奇，特别强调正的外部性的弘扬，负的外部性的消解，能够对应到量化的指标，我们现在特别不成熟，但总的努力走向成熟，就得方方面面动员专家和社会的聪明才智，大家一起探讨，综合绩效，所谓外部性方面的量化，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实践中走在世界的前头。

前些年有一个努力，环保部门已经积极参与的，做绿色GDP，在已经有的GDP基础上做修正，修正出来把很多人吓坏了，比如沿海一个区域，修正了以后完全否定了他们的发展，只公布了一年GDP研究成果，以后就不得不停下来，无法再往下面深化了。我们再重新启动，可能要保密，不要引起社会上方方面面过度的反应。就像雄安新区的规划，一开始绝密的状态，现在在陆续披露。总体来说，要有一个通盘协调之下，既借鉴国际经验，又尊重我们过去已有的初步经验，但一定要守正出奇打开新天地的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出奇制胜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才能真正面对着现在的平静期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