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陈向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

　　【专家谈】十九大后中国外交务实创新更上层楼

　　未来5年，中国外交将在十九大新精神指引下，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为“新阶段”护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进一步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未来5年世界不确定不稳定与中国崛起关键期叠加，十九大后的中国外交将继往开来，稳中求进、有的放矢、优化创新，护航“新的发展阶段”，助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未来5年世界变局：不确定不稳定的高风险时代

　　未来5年（2017-2022）大致处于《十六大报告》所提“重要战略机遇期”（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尾巴”，既是“第一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冲刺期，也是“第二个百年”战略目标的起跑期，还是国际秩序新旧交织、新陈代谢的过渡期。一方面，世界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北消南长”，西方大国内耗持续、内向加重，“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有望、顺延可期；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7.26讲话”所指出的，分析国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当今世界正步入不确定不稳定的多事之秋，主要特征有三：

　　一是“五化”叠加演进且各有新变化。

　　国际格局多极化呈现多“级”化，世界主要力量在综合实力上呈现“一超六强三层级”，第一层级是美国，第二层级包括中国、欧盟、俄罗斯，第三层级包括英国、日本、印度；经济全球化遭遇强劲逆风，西方大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反全球化逆流涌动；社会信息化双刃剑效应突出，互联网将全球“一网打尽”同时暴露网络安全脆弱性，人工智能突飞猛进潜伏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异化风险；文化多样化更加凸显，非西方模式走强，文明对话曙光与冲突阴影交织；国际关系行为体日趋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形形色色、亦正亦邪、能量惊人。

　　二是危机常态化，“黑天鹅”层出不穷。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启动“缩表”后果难料；2011年突发的中东北非危机至今未了，各方均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名各取所需，难民问题持续，战火延烧、重建艰难；2016年开启的欧美政治与社会危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等）未有穷期，欧洲多国民粹势力滋长，美国种族矛盾加剧；气候变化加重与极端天气频发；经济、地缘、政治、社会、环境危机此起彼伏，危机“外溢”、“叠加”效应加剧，当今世界仍很不太平。

　　三是中国“国际正能量”愈发显著的同时，“崛起关键期”中外互动更加敏感复杂。

　　《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2017年10月14日）在总结十八大以来5年成就时指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现已“坐二望一”，既是仅次于“一超”的“多强之首”，也在新兴大国之中独占鳌头，树大自然招风，对外拓展必然引发外界反弹反制，乃至遭遇前后“夹击”。正是在此背景下，当前大国博弈更趋激烈，大国关系重组更趋复杂，一些西方大国联手个别新兴大国加大对华“围堵”。与此同时，中国崛起“成长的烦恼”有增无减，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倍增，外界炒作“忽悠”不止，国内民众对中国外交的高期待与国际社会对中国“坐大”的高焦虑叠加，崛起关键期“诱惑”多多、“陷阱”不少，不可不慎、不可不察。

　　十九大后中国外交：以“四个新”护航“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7.26讲话”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未来5年，中国外交将在十九大新精神指引下，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为“新阶段”护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进一步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一是在战略文化上弘扬“新王道”。基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战略自信，古为今用、返本开新，弘扬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恩威并施、内外兼修的“务实王道”，并在与唯利是图、唯我独尊、迷信武力的“霸道”的竞争中，不断彰显中国的“正能量”与“人间正道”，从而实现“得道多助”。

　　二是在指导思想上贯彻“新方略”。基于不确定不稳定的高风险时代，基于中国“崛起关键期”，坚持“稳中求进、行稳致远、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新方略。一方面要“稳”，稳打稳扎，重点预防因树大招风而被“前后夹击”。未来5年要有坐稳“世界第二”的战略耐心和战略毅力，打好民族复兴的“新持久战”，善于开展借力周旋、拓展空间的外交“新游击战”；另一方面要“进”，进取进步，针对外交“老大难”与新挑战，敢于并善于啃“硬骨头”、破解难题。要善于捕捉战机，该出手时就出手，适度适时发起“速决战”与“攻坚战”。

　　三是在外交布局上促进“新平衡”。一方面，巩固落实过去5年既有尤其是多边外交成果及部署，量力而行、以我为主参与全球治理，兼顾承担“大国责任”与增进大国权益；另一方面，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周边，直面周边热点难点，在“中美邻”博弈中扩大战略主动权。包括：

　　针对陷入恶性循环的朝核危机，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目标，当务之急是防乱防战、维稳维和与劝和促谈，长远之计是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推动南北和解，敦促美朝双方相向而行、共同降温；针对中印边界争端，加强前沿部署与后勤保障，果断处置突发事件，对印度既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扩大合作，也要强化威慑、反制、牵制，善于以斗促合；针对南海及东海钓鱼岛问题，完善设施建设，强化力量部署与实际控制，同时推进双边对话、争取共同开发，有效反制第三方搅局渔利；针对周边某些国家勾连，保持警觉，并与有关国家加强联合、予以反制破解；针对周边国家政局波动，通过“创造性介入”施加积极影响，在东道国广结善缘，妥善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安全。

　　四是在博弈能力上实现“新跃升”。强化涉外风险管控，重点包括：管控大国关系风险，针对个别国家“外强中干”新特点，灵活博弈，精准反制。关注美国内政新动向，坚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用好用足经济、战略、人文、执法四大对话机制，把握特朗普总统虚张声势、容易反复、好做交易的特性；管控边境、朝鲜半岛、南海等周边安全风险，捍卫领土主权，维护地缘利益；管控“台独”风险；管控网络空间风险，维护“网络主权”，妥善应对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