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胡鞍钢，1953年生于辽宁鞍山，1978至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自动化所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博士，1993年回国。他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分析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土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现已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十六部。从1985年起，胡鞍钢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他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00年初，胡鞍钢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崩溃论是笑话 实际看我们很多预测保守了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曾评价胡鞍钢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思想者像他这样准确地预测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并认为“他很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全面也是最具务实主义的经济学家”。

　　尽管胡鞍钢的观点经常引发广泛的争议，但这并不影响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信心。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学者面临的历史机遇。

　　“中国学者不能只做复制者、跟随者，应该与西方学者竞争，对中国经验进行专业化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

　　国情研究是在读一部“天书”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都知道你的研究方向是国情研究，这和传统的学科划分不太一样，能不能简单介绍下这门学科？

　　胡鞍钢：我所从事的国情研究，在国际上称为“当代中国研究”或“当代中国学”，以当代中国发展为研究对象。这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某一学科领域为对象的研究，如经济学、政治学等，而国情研究是运用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对一个特定对象的研究。

　　在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在又成为“显学”或热门研究领域，这与中国迅速崛起直接相关，使得当代中国研究已经国际化、全球化。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国情呢？因为这是制定正确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也是确定适宜发展目标、拟定有效发展政策的根本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重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重大的失败是战略决策的失败。

　　我从事国情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了，近十几年我特别关注中国发展成功背后的政治原因，这与我一直在参与中国发展规划和重大公共政策研究的个人经历和体会密切相关，也与我撰写《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系列的研究过程密切相关。

　　不过，国情研究远比人们想象的难得多，复杂得多，即使像我这样长期在国内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人也是深有体会。所以，我常把它比喻为读一部“天书”。

　　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有一本书，叫《如何认识当代中国》，书中谈到了应当如何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

　　胡鞍钢：是的。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也经历了多重转型。研究当代中国，本质上就是要真正了解、深刻认识和历史总结中国社会多重转型的动因、历程、得失和前景。

　　对这样规模巨大、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的认识和解读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众说纷纭，甚至相互冲突、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人们研究中国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方法，因此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不管是哪一种结论，都要接受中国社会的实践检验和中国转型的历史检验。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曾经热闹一时的论点自然就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尘埃，只有极少数的认识和观点经过客观实践的检验能够成为历史的真知灼见。

　　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大多数的思路都是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很难形成全方位的研究。而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综合的分析框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仅要看树木，也要看森林；不仅要看今天的中国，也要看昨天的中国，更要预见明天的中国；不仅要看中国自身，也要进行国际上的横向比较，从外部看中国。

　　我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我们进行的国情研究，是建立在三个“真”的基础上的，即研究对象是“真世界”，这里主要是指真实的中国，而不是虚拟的中国；研究内容是“真问题”，这里主要是指真实的中国问题，而不是“伪问题”；研究结果是提出“真办法”，这里是指“有的放矢”，而不是“无的放矢”。

　　“中国崩溃论”就是个国际笑话

　　中国新闻周刊：近些年，西方有一些学者总是预测中国会崩溃。当然，这些预言最后都没有应验。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胡鞍钢：随着中国崛起，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国发展趋势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这就产生多种争论和预测，在众多西方预言中，中国始终面对国际舆论三种基本论调：“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门罗主义”。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伴随着类似的论调。这些论调不只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反映了许多西方认识与理论的局限性。事实上，“中国崩溃论”等西方屡次看低中国的言论已经成了国际笑话。

　　西方预言的破产，不仅是西方国家政治偏见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对中国制度缺少基本耐心，对中国优秀文化缺少基本包容。这与他们的思想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树木式的看法，而不是森林式的。

　　事实上，这已经引起了一些美国学者的反思。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就说：如果你以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预言北京的能力，来作为评价我们贡献的标准，那我们的记录很差。我们常常犯错误，不仅源于可利用的资料有限，而且源于幼稚、把学科框架强加给远为复杂的现实，这都是导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政策中经常能听到你的声音，但我们也注意到，你的观点也常引起广泛的争议。比如，最近你提出“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就有不少人反对。

　　胡鞍钢：的确是这样，就像前几年我提出中国社会不是公民社会而是人民社会，当时一片反对。对这些反对声，一般我不会回应，也不会去公开辩论，因为这些声音本身就缺乏知识含金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专业，许多也不是他们本人的原创思想，更多的是舶来品。而且这些人也不会因为你与他辩论，就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与他们辩论是多余的、无用的，太浪费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居世界第一，这个结论是我们跟踪十几年计算出来的。在这里，我们讲的是整体实力，不是平均水平。我们的整体实力超过美国了，但劳动生产力没有达到。这个结论是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之后，我们才对外公布的。如果有不同意见，你可以写文章挑战，但不能骂人，这不是正常的学术争鸣。

　　事实上，从这十几年的实际情况看，我们的很多预测不是夸大了，而是保守了。我们一直强调原创，而原创常常违反一般人的认识。这也验证了有时候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中国新闻周刊：有批评称你为“御用文人”，因为你总是频繁地受到政府的咨询邀请。

　　胡鞍钢：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数据，有专业的分析，不是来自上级或领导的授意。

　　当然，中央的决策是集全党全国的智慧，很多与我们的意见一致，我不能说都是我们建议的，只能说我们和中央想到一块去了。但这绝对不是我们在迎合，在粉饰。

　　因为常常是我们提出意见在前，中央的决策在后。所以对这种说法，我根本不关心，我只会认为你不专业，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改革开放给世界送去中国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认为你的国情研究属于“中国学派”，你本人是“中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胡鞍钢：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对中国的创新进行理性客观专业化的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构建出一个“中国学派”。

　　什么叫中国学派？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第一课堂、第一信息渠道总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事实上，这个群体已经逐渐形成了。像最近我们邀请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就属于这种类型。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比如都经历过文革，都出过国，然后又都回来了，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对世界的情况也了解。

　　我记得，小平同志80年代初曾说过我们是世界公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应该定义为世界学者。这些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一直在努力打造“中国学派”，展示“中国风格”，发出“中国声音”，现在已经成为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学智库。

　　当然，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掌握话语权绝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但也不是办不到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有自觉意识、主动意识，即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力争一席之地，进一步形成更大、更强的“中国声音”。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构建中国学派在当下有何意义？

　　胡鞍钢：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十几亿，创造这样的奇迹，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持续增长了30多年。这是我们学术的大舞台，也是我们作出知识贡献的大有作为的一个历史机遇。

　　我们需要自觉的说明和解释中国的奇迹，就像毛泽东所说的，要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来说明世界，而不是倒过来。更需要创新、创意，从而继续创造正在发生的远未结束的中国奇迹。

　　中国学者需要有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就是说我们要回答到底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到底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世界，到底未来中国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当前，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不能只生产物质产品，仅有Made in China，还需要产生思想，为世界提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ideas，尤其是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扫清道路。

　　过去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世界送来了中国经验，包括中国的实践、教训，来启发帮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人类文明而言，中国赶超美国不仅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创新，还是人类文明与现代智慧的共同结晶。

　　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四条基本方略，对占全球人口80％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雪中送炭。

　　这不仅是对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部署，更是实现人类共同富裕、共同强大的中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乃至世界进入新时代的形势任务、目标原则、路径手段、战略策略、体制机制。中国的创意正在变为全球性的知识和想法。

　　中国新闻周刊：不过，客观地讲，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西学。你认为，构建“中国学派”当前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胡鞍钢：目前的国际学术界，仍然是“西风压倒东风”，西方学术界不仅独占英文世界的文字优势，而且借助社会科学杂志及教科书的影响，也拥有了影响中国大学讲堂、教科书的话语权。再加上某些中国教授们“言必称希腊”，使得“西学”大行其道，占据了主流话语权。

　　陈云同志曾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想应该再加上一个“不唯洋”，即“不唯洋人（权威），不唯洋书（理论）”，不迷信西方，不迷信美国。

　　真正的中国学者本身就是西方学者的竞争者，而不是复制者、跟随者，更不是西方学者的“留声机”。

　　为此，我们要让中国学者率先“走出去”，加快将已有学术成果翻译为不同文字，要持续不断地写作翻译，还要争取出版一本就要有一本的影响力。我们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每日挖山不止，总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中国学术界的有志者。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教学过程中用的都是我们教师自己写的书，从来没讲过翻译的书。这样虽然很辛苦，但我们一直坚持这么做。

　　我们的定位非常清楚，就是既要做学术界与政界的桥梁、政界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又要充当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与世界对话，代表中国，介绍中国，解读中国，阐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