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是否会回落？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通胀将会如何演化？何时是宏观调控退出的时机？

　　逝去的2011年把以上诸多读者关心的问题留给了2012。

　　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看来，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而经济学家樊纲则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均有调整空间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对于扑朔迷离的通胀，经济学家陈淮表示，2011年中国宏观调控第一位的任务是反通胀。2012年，这个任务并未减轻。那些对通胀形势过度乐观的看法不切实际。而面对多变的经济形势，汪同三和洪银兴都认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强调政策的预调和微调干部培训。

　　2008年至今，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连续爆发，显示此次危机是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其严重程度堪与上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相比。

　　2010年9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后，多名美国央行官员与经济学家集体推出了一项关于经济危机的最新研究。该研究在分析、比较了上个世纪十余次经济危机、特别是3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和恢复进程之后明确指出，后危机时期将有“至少十年的过渡期”。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都表达了对危机长期持续的担忧干部培训。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就警告道：“如果不采取全球协调行动，欧美经济可能会出现严重衰退，经济可能十年内无法增长。”

　　中国政府也表示，危机从来就未过去。因此，总的判断是：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政府培训。

　　之所以我们做出危机将长期化的判断，主要根据是：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以极端的形式反映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和财政等重要领域长期严重存在全面扭曲。因此，危机的恢复须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基本前提。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不可能一蹴而就，其过程更是漫长且痛苦，而且，去除危机根源的过程正是经济紧缩的过程。可以说，导致危机的“旧患未除”。

　　更有甚者，4年来，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手段。这些手段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可以认为，救助危机的各项措施致使“新忧又至”，加重了恢复的负担干部培训。

　　经济发展方式扭曲

　　发达经济体全面陷入了因过度消费和过度负债引发的债务危机政府培训。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消费拉动为基本特征。消费超出收入水平，形成过度消费。过度消费自然产生低储蓄和过度借贷。

　　在美国，次贷危机首先是私债危机。私债危机发生后，为了救助，美联储开始介入。于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数倍。继之而来的是政府介入，致使其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均创历史新高。于是，私债危机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私债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并发。

　　在欧洲，危机发生的路径有所不同。那里径直发生的是主权债务危机。这集中体现了很多欧洲国家多年来财政赤字积累并依赖它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在欧洲，私人部门借债生产和消费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加之政府的公债多被私人机构购买并持有，致使公债危机迅速向私人部门蔓延，私债危机接踵而来。于是，那里也是主权债务危机和私债危机并发。简言之，发达经济体全面陷入了因过度消费和过度负债引发的债务危机。发达经济体因过度消费而产生的负债经济的弊端早已彰显，但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它得以持续并有所发展。这主要归因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货币制度。

　　依托这一制度，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得以向广大新兴经济体转移，并对后者造成不利冲击。于是形成了发达经济体高逆差和高债务积累，新兴经济体高顺差和高储备积累的不合理局面。汇率的波动、巨额资本跨境流动、储备资产快速积累并对国内货币供应形成压力，是这种冲击在新兴经济体中的主要表现政府培训。

　　经济危机表明这种发展格局已难以为继。为了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发达经济体必须提高其储蓄率。但这绝非易事。

　　经济结构失衡

　　工资刚性、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严重脱节，是发达经济体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产生了一波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导致全球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生产链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重组。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发达经济体主要集中于发展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同时致力于“制造”并向其他国家输出各类“规则”、“标准”和“秩序”。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外围”，广大新兴经济体则主要依赖低廉的劳动成本，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从事传统的制造业，并被动地接受各种冠以“国际惯例”、“最佳实践”等基于发达经济体之实践和价值标准之上的规则、标准和秩序。如今，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增量贡献持续超过发达经济体，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发展模式正在逐渐弱化。面对这一事实，发达国家不得不提出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与产业结构失衡相表里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失衡。工资刚性、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严重脱节，是发达经济体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使得重振就业市场具有相当的难度。毋庸置疑，要调整产业结构，同时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绝非短时期所能完成。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就难以进入新的稳定发展轨道政府培训。

　　金融改革迫在眉睫

　　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全面恢复，显然以“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端于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中的问题纷繁复杂，千头万绪，概括起来就是“高杠杆化”。病因在此，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全面恢复，显然以“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但去杠杆化是非常痛苦的长期过程。因为国家作为总体，要“去杠杆化”，唯有提高国民储蓄率一途。而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的储蓄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要扭转这种趋势绝非易事。而提高储蓄率同样会对经济恢复产生紧缩作用。此外，去杠杆化将引致资产负债表调整。此次危机再次彰显：去杠杆化的本质是一个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基于此，各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后，首先不思恢复经济活动，而是用于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在相当长时期中，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将首先用于归还债务、充实资本。微观主体的集体行为将在全社会造成流动性短缺。基于上述过程，货币当局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反而会在相当长时期中产生信贷市场萎缩的效果。近年的例证：在美国，虽然联储和财政部已经联手大放美元并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其国内信贷市场依然不振，流动性依然奇缺。

　　当然还有新问题：若干国际规则的新发展，加剧了资产负债表修复的紧缩效应。例如，最近，在发达经济体主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又推出了“巴塞尔Ⅲ”。其要义仍然是增加资本金。根据协议的安排，如果严格实施巴塞尔Ⅲ，则直至2018年，全世界金融机构新增的资金就要有相当的部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被用于填充不能形成信贷供应的资本中去。如此，直至2018年，全世界都会出现美国及欧洲目前出现的困境：货币在泛滥，而信用却难以增长甚至萎缩。正因为如此，大陆欧洲国家，除了英国和瑞士，普遍对巴塞尔Ⅲ持消极态度；日本则径直持反对态度；美国态度虽然积极，其真实目的及实施的可能性亦可存疑。中国应当谨慎对待这个新发展政府培训。

　　财政赤字困扰

　　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平衡预算，必须减少支出和(或)增加税收。缩减政府投资，增加税收。其宏观效果就是削减需求，增加失业。这带来无尽的社会动荡，抗议、罢工和社会对抗。

　　高赤字率和高债务率，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问题。这构成此次危机的主因，也成为阻碍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的主要障碍。正是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达经济体目前普遍提出了平衡预算的长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平衡预算，必须减少支出和(或)增加税收。这意味着要裁减公职人员，减少福利支出，缩减政府投资，缩小政府规模；同时，需要增加税收，从而增加居民与企业的负担。其宏观效果就是削减需求，增加失业。这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平衡预算还会带来无尽的社会动荡，抗议、罢工和社会对抗将接踵而来政府培训。

　　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经济势难较快恢复，更难稳定发展经济学家。

　　此外，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货币制度也须调整。发达经济体作为债务人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债权人局面的恶化，进一步造成了巨额资本跨境流动和汇率的波动不均。在由此造成的国际争端中，广大新兴经济体处于被质疑、被教训和被要求调整改革的地位上。更有甚者，高顺差和储备资产快速积累，在新兴经济体内还引致国内货币供应持续扩张并形成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如今全球经济呈现出发达经济体普遍通货紧缩而新兴经济体普遍通货膨胀的不对称恢复格局，正是上述全球分工格局合乎逻辑的恶果。 发生如此不合理的状况，归因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货币制度。但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并非易事：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其后，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及东亚经济的整体崛起，事实上恢复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国际上有人将此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布雷顿森林体系Ⅰ”和“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存在着根本性差别。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储备货币主要供应国，承担着调整本国经济政策，以解决各国国际收支“根本性不平衡”、恢复全球经济平衡的责任；如今，美元依然享受着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特权，但是，美国却完全没有了要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责任的压力，更遑论要为恢复全球经济再平衡付出国内经济调整的成本。这种权利和责任的完全脱离，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无约束地仅仅考虑其国内目标，并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祸水他引”的恶果。

　　这种货币体系若不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国，均将继续生活在美元霸权的阴影之下。但是，这种改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本轮危机可能成为新世界格局的转折点

　　此次危机的恢复发达国家需要新兴经济体援手，势必提升其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经济学家

　　要想真正恢复经济，发达经济体必须在上述四个领域的调整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此，发达经济体便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调整过程痛苦且漫长；调整过程的推进，势必对其经济恢复进程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困难重重。所谓危机，就是对传统轨道的偏离；所谓从危机中恢复，或者是回归原来的轨道，或者另辟蹊径。旧轨道显然已不可回归，但“蹊径”仍在探索之中，至今尚未见到明确的方向。

　　可以认为，以此次危机为契机，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基本趋势就是，完全以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旧格局已渐入迟暮；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广大新兴经济体可望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在实体经济领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增量贡献就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的长期低迷和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更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在这个此盈彼缩的历史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将逐渐发挥引领全球发展的作用，并持续冲击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全球化模式。而国际金融领域也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金融领域，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危机总有金融危机相伴随，而历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都少不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危机。因此，危机的恢复便意味着全球性债务重组，而每一次重组，均使得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一次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着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发达经济体。他们被自己呼唤出的恶魔缠身，非有新兴经济体的援手不能解脱。G20之类新的国际协调机制和平台的产生，以及发达经济体不得不在全球治理机制方面容忍新兴经济体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做出一定的让步，便是明证。危机的恢复，势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经济学家。

　　由于经济是全球化的，发达经济体的恢复调整和新兴经济体的恢复调整，必然密切关联。质言之，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这两组国家互为“镜像”。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失衡”的判断，必然包含世界各国的国内经济结构均存在扭曲的内容。为了恢复全球经济，世界各国必须密切合作。发达经济体为了恢复经济增长，必须对其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财政平衡状况进行深刻而痛苦的调整；广大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持增长的势头，也须在上述方面进行对应调整。这进一步说明：本轮危机的恢复过程将延续甚久。

　　中国的困境

　　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会”，取决于是否有更大的信心推动市场进行金融秩序改革

　　如果说，以美国和欧洲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需很长时间，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同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经济学家。

　　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

　　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实行科学发展的目标已有多年，但至今收效甚微。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切实调整经济结构，是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中国的角色非常特殊而且多重。一方面，中国是现行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中国经济自加入WTO之后获得稳定的高速增长，便是明证。我们总体倾向于保持现行国际分工格局稳定，希望美元地位保持稳定，希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平稳推进；我们是自由贸易的真正拥护者，主张资本管制逐步放松，等等。这是因为，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制度，总体上仍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在对上述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世界经济格局高度依赖的条件下实现的；而这种依赖，已经逐渐显现出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性，因而改革刻不容缓。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诉求在不断增加，我们又是最迫切希望对现行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行改革的国家经济学家。

　　未来面对挑战，中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改革包括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目前国际社会对宏观审慎政策体系语焉不详。可以确认的认识是：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过程中要有宏观视野，要高度关注其宏观效应；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的深刻理解，并高度关注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最新的研究表明，在监管当局之间以及货币当局与监管当局之间建立稳定的协调机制，是宏观审慎的要义；同时要进一步改革银行体系，中国的银行业的地位骤升，并非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毋宁说是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表现得很不好”。进一步完善银行的产权结构，进一步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完善资产负债业务，应对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挑战。应对高利润、大项目时代的结束，向支持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完善银行体系的多层次结构，特别关注“草根”金融机构的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20余年的发展，至今仍嫌落后。应对中国经济向城镇化为主的发展阶段转移，满足整体性降低杠杆率的要求，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摆脱银行与资本市场此涨彼消的传统思路，探讨商业银行主导的资本市场发展之路，同时重视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作用。更要从发展资本市场入手来发展利率市场化。关键是不断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尤其与着力建立发达的债券市场体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但此事可做，不宜说，尤其不可由政府用行政力量去推动经济学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BMW中经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