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经济学者，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曾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薛兆丰教授对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见解，长期关注信息技术创新与互联网商业在中国的发展，为“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和“微金融50人论坛”联合发起人。薛兆丰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价格理论、法律经济学、竞争政策和电子商务管制与治理。2002 年出版《经济学的争议》，2006 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十大青年领袖，2008年出版《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2009年出版《经济学通识》。

怎么分饼，决定了你的饼能做多大

　　我们假设自己是一群外星人，远远地去观察地球，我们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

　　地球上虽然有很多动物，但是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社会，一种是狮子虎豹，一种是人类。

　　动物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强竞争社会，老虎要吃肉就必须直接面对激烈的竞争，爬树游泳、观察奔跑，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勉强果腹。

　　人类社会有竞争吗?当然也有，但是我们的竞争方式比较迂回。比如这里有一块肉，我们不会看准了拿起来就走，如果你拿了，别人就会提醒你说，这是薛老师的肉。

　　这是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不同。人类通过维护他人的利益来反向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人类的大脑是如何绕了一圈又一圈的逻辑做到这点的?其实根源就在于想象力：我只有保护了别人的肉，别人才有可能来保护我的肉。

　　这种独特的想象力让我们可以坐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看电视睡觉，而不用风餐露宿地去寻找食物，让弱小的人类从众多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上最富足的种群。

　　社会财富的增长从何而来，它不来自剥削、资本或者自然资源，而是来自于想象力。

　　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有钱?我们最早接受的教育，是因为八国联军的时候抢我们的。

　　相信吗?以前是相信的。但是去了很多次故宫之后你就知道，即使是把皇帝的生活抢过来，也还是很悲催的生活。

　　故宫里面没有空调，没有席梦思，房间四处漏风，最重要的是没有Wi-Fi。

　　我们看穿越剧的时候，看到后宫三千佳丽很多联想对不对。但是皇帝的妃子到底漂不漂亮?我们想象一下，两个礼拜不能洗澡，不能洗头，脚还裹着，我们自己试一下，就知道这些人的面貌是什么样子。

　　剥削不能带来富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西方财富，不是从我们这里抢过去的。

　　投资能带来增长吗?单纯的投资也不能带来增长。就好像一个堆满了原材料的厨房，没有一个好的厨师，是很难出现丰盛的美食。

　　有人说自然资源很重要，国家富不富强，主要看资源。

　　今天我们去马尔代夫度假，马尔代夫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伸手就能摘到香蕉，但是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是富裕的地方还是贫穷的地方?

　　我们生活的富足越来越不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给我们提供的东西之上，我们的富足来自思想资源。

　　芯片是用什么做的?沙子。但是沙子丰富的地方就一定盛产芯片吗?两回事。

　　丰富的自然资源虽然可以满足我们非常低端的生活需要，但是不断创造价值的，一定是思想和想象力。

　　用法律为创新立权。

　　如何让想象力发挥更大价值?资本识别、企业家主打、政府配合，应该成为合宜的政商模式。

　　如何让想象力走得更远，发挥更大的价值呢?

　　上个月我和周其仁老师(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煜全老师(海银资本合伙创始人)一起去美国考察，看美国的创新市场，看到今天的创新创业有这样几个重要的趋势：

　　科学家凭兴趣搞创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科研机构已经成为经济的引擎，而资本也重新塑造了大学和研究机构。

　　过去我们认为科学家做什么研究，仅凭兴趣去做。今天你凭一个兴趣去做研究，很难走得远了。今天科研机构做什么研究，走什么方向，背后其实是资本驱动的。

　　前两年有一个号召关心“渐冻人”的公益活动，扎克伯格、比尔盖茨这样的互联网大佬挑战冰桶运动，声势浩大。有用吗?我觉得真没用。

　　科研机构研究治什么病，是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决定的。世界上的罕见病无穷多，但是科研资源只有一点点，所以先攻克哪种疾病，不是科技大佬们号召起来的，而是说，我科研投入一块钱，最终能救多少人决定的。边际收益最好的优先。

　　“渐冻人”排的上号吗?这场活动没有作用，根本原因其实是医疗科研也有很强的经济规律在背后。

　　创新背后，制度的牵引同样重要。

　　过去美国的科研创新多由美国政府资助，资金的投入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专利研发出来以后，大量的知识产权就归政府所有，大量的专利就躺在专利局里面。

　　1980年发布的《拜杜法案》就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而产生。法案中规定：知识产权本身可以继续由政府拥有，但是发明人、科研机构可以拥有他的商业开发权。

　　政府本来收的也是纳税人的钱，那不如我大方一点，把专利的使用权放开。通过这样的法案，把社会财富这张饼做得更大。

　　这个时候，科研机构就不再是盲目地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被市场牵引，把大规模的商业越做越大。

　　发明人包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企业家必须发挥极大的转化作用，研发与商业转化的价值比达到1:100。

　　过去，中国人觉得只有种田的农民和生产线上的工人才真正做了生产，他们是对社会财富真正有贡献的人。而中间赚取差价的商人就是唯利是图，赚的就是不义之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商人在经济活动中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问题。只有商人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愿意付什么样的价格。

　　到了今天，企业家在研发到商业转化中的分成比例更大，有的时候能达到1:100。就是科学家拿1，企业家拿100。

　　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以前科学家很重视商业化，但是再重视，也不会想到自己只能拿1，以极其低的分成比例去商业化自己的科研成果。

　　科学家愿意吗?愿意。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愿意，就是0。一个专利就只能在专利局里躺着，而且今天这个饼已经大到什么程度，即使只拿1，也比过去拿100要多得多。

　　只靠财务投资就能坐享其成的时代过去了。

　　产业战略投资才是更大的一个利润来源。

　　王煜全老师很早就投了一个无线充电的项目，财务回报是一方面，其实看重的是无线充电技术一旦成熟，和制造业接上轨，随之而来的规模化收益。

　　这个无线充电设备已经做成了一个像口香糖那么大的软胶片，做这么薄有什么用?心脏起搏器，以后不用拆出来换电池了;各种餐厅各种地板，也可以做成无线充电，车停过来就能充电，灯放下来就能发光。未来这样的产业战略投资才是更大的利润来源。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抑制竞争就是不好的，有的时候，它可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仅靠法律来保护知识产权的时代过去了，大规模量产和联营制造是必备的辅助手段。

　　我们在美国看到一家做硅片的公司非常受启发。硅片是做太阳能的重要材料之一，但是成本非常贵，怎么把成本降下来，他们发明了一个做硅片的新方法。用这种新方法做出来的硅片成本比传统方法低很多。

　　当时我们去访问，别的地方都能参观，但是最后这台机器不能看。为什么?负责人说，这个机器的技术被人看了以后，最快3个月，最慢1年，别人就能学会。

　　这样的技术用法律来保护都没用，什么能保证?大规模高速的量产。如果他能够利用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大规模地量产，最快一年，就可以占领整个市场。

　　那我们国内企业靠什么保证科技优势?现行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专利保护，一种是快速迭代。

　　为什么专利的申请非常重要?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下我们都鼓励充分竞争，那么专利保护是鼓励竞争还是抑制竞争?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从会场出去一公里外有一袋金子，我们在座400人，全部都想跑过去抢那袋金子，这叫竞争。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只有1个胜利者，剩下的399人其实都是陪跑的。

　　所以作为一个理性人，我就劝大家别跑了。大家会怎么说，会说凭什么?谁都不服气，大家都要跑。结果是造成了399人的时间和体力浪费。

　　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够避免这种浪费呢?有一种办法，我指着其中一个人，告诉其他399个人说，这个人叫刘翔。你们还跑吗?不跑了对吧。

　　所以专利的作用是什么?及早地彰显出(或者承认)你对于别人的异质性。你提前说你是刘翔，大家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我们创业也是这样，手里的专利越多，跑赢的概率就越大，你一点专利没有，你就不要参与了，做别的去吧。

　　专利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对于竞争，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抑制竞争就是不好的，有的时候，它可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靠政府主导的时代过去了

　　资本识别、企业家主打、政府配合，应该成为适宜的政商模式。

　　我们去美国看到那么多的企业，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不管多小的企业，一提到梦想，都是要改变世界，要改变人类的这个，改变人类的那个。Xcor这是一家极小的公司，他们是做火箭的，现在的火箭都是一次性的，他们要做多次往返的火箭，把人送到外太空再回来。

　　过去我们产业靠政府主导，指明方向，但是这样的创新公司都非常小，等到你认识到它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分工，风险资本早一点去看，然后企业家跟上，政府配合。还有就是多走出去看看，有些世界的变化，是我们在国内想象不出来，让你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

　　事实上，怎么分饼，决定了你的饼能做多大。

　　饼的分法决定饼的大小，谁把专利用好，收益归谁，用法律为创新确权。

　　简单说三点建议：

　　1.法律：为创新确权(尤其针对研发创新)。

　　过去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既要把饼做大，又要把饼分好”。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它把“做大”和“分好”这两件事情分割开来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把饼做大，后把饼分匀。事实上，怎么分饼，决定了你的饼能做多大。

　　特别在今天的中国，很多科研创新的所有权都归大学和政府所有，这样处理的问题是什么?科学家没有动力去把专利商业化。应该和美国一样，不是谁出钱，这个东西归谁，而是谁把这个东西用的更好，东西归谁。

　　关于利润分成也是如此，过去我们认为出资的人应该拿大头，出力的拿小头。今天我们必须要转变这个想法，人力比固定资产更重要，让出资的人拿一个固定的分成，让出力的人拿剩下的可以无限想象的那个饼。

　　只有把这个想法倒过来，饼才能越做越大。

　　2、监管：为创新松绑(尤其针对开源创新)

　　比如滴滴、优步、淘宝，今天有各种各样的监管，我们开了很多次研讨会去抨击这些监管，今天我们看到制度有了松动，但是还不够，进一步放松监管，这些事情就成了。

　　3、行动：从未来大势转变为眼前行动

　　最后是行动，要付诸于每个人具体行动。

　　20年之前，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新制度时代”，我觉得美国发展过程中，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创新的因素。后来周其仁老师说不对，是人最重要，和谁在一起做这件事情最重要。

　　我现在也同意了，美国的拜杜法案为创新立权，很重要吧，但是怎么出来的，仔细一看，还是事在人为。

　　所以人一定要找到志向相同的人，别总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尽量找那些乐观的整天很开心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好。找到志向相同的人在一块，互相鼓励，从手头上的事情做起。

　　所以我今天就这一个主题，今天是一个越来越看重思想的社会，是一个靠想象力在前进的社会。

　　有想象力，“以前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怎么我也行了”，能让大家有这个感受，就够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