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蔡鄂生，男，1951年出生于湖北，大学，曾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2000.02--2001.05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兼上海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01.05—2005.12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其间:2004.09--2005.01　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B班学习）2005.12--2013.0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2013年6月被免去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跨境资管背景下走向统一的中国资产管理与监管

　　[伴随现代金融体系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资产管理行业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监管体制将进一步走向统一、融合和健全。作为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有效连接体,各资管机构将在国民经济发展、金融市场繁荣稳定发展、居民财富有效管理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前几天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统筹规划、有序推进,确保打赢三大攻坚战(金融、扶贫、生态环保),其中,首先讲的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防范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我国资产管理行业近年来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近40年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居民财富。2016年末,我国人均GDP达到8113美元,2020年有望实现人均1万美元的目标。伴随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资产管理行业以“为居民财富保值增值,为经济发展创造价值”为目标,得到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末,我国各类资管机构开展的资管业务总规模已经超过了100万亿元人民币。与此相对应,2015年底美国共同基金规模为15.65万亿美元,备案私募基金净资产为6万多亿美元,约合120多万亿元人民币。我国行业资产管理规模与品种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新风向、新趋势。

　　但总体看,我国的资产管理行业仍处于初期的快速发展阶段。一方面发展时间短,公募基金作为最初的资管业务类别从1998年开始至今也不过才近20年。2012年随着基金资管、券商资管、保险资管等市场参与主体快速入市,以及证监会监管的私募基金崛起,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历程中,中国的资管行业才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另一方面发展方式还比较初级,基本还处于做大规模的阶段。产品同质化严重,特别是对于不同的资管产品,监管领域不同,监管规则和标准不统一,部分资产呈现泡沫化以及“脱实向虚”的趋势,相互嵌套、监管套利、影子银行特征越发明显,导致资金在金融领域空转,存在资产管理行业的“虚胖”情况。

　　统一协调的行业监管提出了新要求

　　资管行业将进入“2.0时代”

　　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有目共睹,对问题的认识也基本趋于一致,统一规则、统一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今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突出问题加强协调,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这为建立统一协调的监管体制奠定了主基调。11月17日一行三会和外汇局正式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的主基调是规范资管业务,加强监管,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标,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为同类业务设定统一的标准规则,并重点规范多层嵌套、杠杆不清、监管套利和刚性兑付,防范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传递,推动资管业务回归本源。

　　新规正式发布后,短期内资管行业会进行较大调整,有的机构业务会收缩,但从长期来看是利好。征求意见稿虽尚有很多细节需要五部委进一步斟酌,但从严监管、协调监管的主基调已经确定无疑。未来,统一协调的监管体制将会愈加清晰,在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方面将更加专业,客观上将推动资管行业彻底告别粗放发展的过往,进入统一监管的“2.0时代”,对各资管机构也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各资管机构应当尽快转变业务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彻底摒弃通过监管套利、“擦边球”违规经营而获利的粗放式经营思路,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为客户创造价值为本位,真正开展资管本源业务。第二,充分审视不同行业的自身优势,做实做优,形成特色化的服务实体,能力增强、效率高的行业。第三,从客户入手,树立“客户第一”的理念,细分客户群体,改变以机构为中心的业务出发点,真正围绕客户差别化的资管需求,为其提供整体规划和个性化服务。第四,深耕培育资产配置和投资管理能力,增加研发创新投入,真正以产品赢得投资者的认可。

　　日趋紧密的跨境监管提供了新动能

　　资管行业也需兼具国际视野

　　当前,世界正在共同进入一个“强监管”周期,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日益趋同,跨国监管合作越来越紧密,有利于资管机构快速适应各个国别的监管规则,便于跨境资管配置业务的开展,为业务发展提供新的动能。随着境内外高净值客户及机构客户在跨境资管配置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强,一行三会自2002年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QFII)实施以来,历经15年发展,已经陆续建立了包括沪港通、深港通、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的跨境资管连通制度,引入了包括QFII、QDII、WOFE的跨境机构投资人,累计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已达2.9万亿元。

　　跨境资管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一直以来,跨境资管领域通过试点模式由多监管部门多头推进,造成各通道相互重叠,如QFII与RQFII分别由不同部门审批投资我国股票市场和银行间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也能向境外机构投资者开放;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不对称。监管部门在跨境监管方面还存在协同不尽统一、监管政策口径不一致、没有统一的信息监测平台等问题。随着国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相信跨境资管配置的统一监管特别是形成一整套有效的跨境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的统计和监测机制,也将为我国的资产管理行业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国际视野,也对资产管理行业整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日新月异的金融科技提供了新机遇

　　但同时也要防范新风险

　　这次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专门就资管机构开展智能投顾资管业务进行了大篇幅约束规范,包括准入和资质管理、投资者信息披露、责任划分,以及要求避免智能投顾算法同质化影响到金融市场稳定。

　　一方面,可见金融科技对传统资管行业的影响之深。智能投顾行业自诞生起尚不足10年,因其与生俱来的便捷性、高效性以及服务价格优势等,国际知名投行资管机构纷纷引进智能投顾业务,并迅速替代部分传统资管机构的业务。金融科技在我国最早应用于个人征信和消费金融大数据风控领域,很快其影响便渗透到了资管业务,为资管业务尤其是证券投资业务带来了新的活力,也将为“资管2.0”时代的机构间竞争带来更多可能。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监管机构对金融科技应用于资管行业的担忧:一是智能投顾所出具的投资建议的适当性问题,二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问题,三是智能投顾服务的局限性问题,四是监管措施的适当性问题,五是网络安全问题。上述问题对我们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与规划也提出了新的考验。

　　除此之外,我认为我国的资管机构和监管机构还应当对以金融创新为名、以规避监管、违规套利为实的所谓“金融科技”予以高度警惕,各资管机构要做到充分调研,不盲从,要清醒地认识到金融科技不能也不应游离于监管之外;监管机构应该加强对金融科技的研究和监控,借鉴和学习智能投顾业务较为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持续通过监管融合、监管创新来强化监管,规范金融科技的有序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伴随现代金融体系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资产管理行业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监管体制将进一步走向统一、融合和健全。作为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有效连接体,各资管机构将在国民经济发展、金融市场繁荣稳定发展、居民财富有效管理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期待,中国全新的资产管理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