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蔡昉，1956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和198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蔡昉，汉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兼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劳动经济研究》主编。近期著作有《中国流动人口报告》、《惑与不惑之间》等。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获得者。2009年2月8日，与谭崇台、吴敬琏、刘遵义、姚洋、胡必亮等学者，获得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把人类向机器人乞讨变成对机器人征税
 

　　各位来宾上午好，我今天讲一个不是很熟悉的领域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关于机器人来了以后对我们的就业和社会的影响。

　　我们知道，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喜欢讲“狼来了”的故事。讲一次“狼来了”，大家十分恐慌并做准备，最后狼没来……讲多了以后，大家就会认为你是说谎的孩子，认为狼永远不会来。后来，人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叫“这次不一样”、“这回狼真来了”。在机器人这件事上，我希望大家要注意，“狼来了”的概率大大提高了。

　　最近几年，我们对机器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2015年，我们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赋予机器人的发展以重要位置。2016年，我们又提出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机器人是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改善人类生活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我国创新发展的关键标志。”

　　我们知道，规划本身是专业部门做出的，而有了这些重要的政策规划以后，接下来关键的一点就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应该去思考这一事业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以及应该有的人文关怀。如果没有这些，光规划本身是不够的。有的时候，我们对规划本身做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也许勉为其难，但至少我们应该关注它。

　　实际上，上述规划并不超前，而是顺应了中国机器人工业发展的新规律和趋势。至少从2013年开始，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率就已经全世界最高。2010年-2015年，全世界制造业机器人的密度增长了32%，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快的速度，而中国则增长了230%，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即机器人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件问题必须提上我们的研究议事日程，因为发展机器人并不是人们要赶时髦或是怕落后，而是由于现实需要。

　　首先，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200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人工荒，随后我们把那年判断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慢，但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劳动力的需求仍在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速度超过了原来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速度，这就必然提出用机器替代人的需求。

　　同时，技术变迁的规律也不可阻挡。我虽然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但是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比如你刚刚读了某个文献，说机器人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孕育着突破，但是目前还有一些技术难点，结果几天以后你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新的机器人已经研发出来了。它的发展速度决定了它替代人的速度将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经济规律和技术创新规律结合在一起，这要求我们必然得面对这个新的现象。

　　在机器人使用、人工智能的使用上，经济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现象。此前，经济学家们说，大家都在用电脑，但是电脑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这被称为“生产率悖论”，也叫做索洛悖论。但我认为，这个悖论是不存在的。

　　首先在微观层面上，不应该存在生产率和电脑的使用没有关系。任何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预算约束，这个约束决定了我使用了什么技术要花钱且这个钱要赚回来，我会预期生产率在技术应用之后的提高。在宏观层面上，确实完全可能存在机器人的使用无所不在但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我们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时候，因为企业使用机器人而被解雇的一些人可能找到了工作，但却被迫从原来比较高技术的领域进入了生产率更低的服务行业，比如到麦当劳卖汉堡包，他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还有部分人可能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不是劳动力了。美国欧洲最近失业率很低、就业率很高，但生产率涨得不快，因为相当多的人本来应该就业但是决定不就业，而是去领残疾人补贴。在美国，过了60岁的人就可以以腿脚不便为由去申请残疾人补贴，拿了残疾人补贴就不需要拿失业补贴，意味着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对整体社会没有贡献。宏观上不恰当的应对，可能导致机器人的使用和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关系。

　　有一点我们不能心存侥幸：机器人不是你的同事、你的拍档，他不会跟你和平相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机器人也好，都是因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被人们发明出来、应用起来，以替代更高价格的生产要素。当工人变贵，我们就发明出机器人替代工人，因为机器人的成本更低。也就是说，机器人自被发明出来那一天开始，天生就不是我们的朋友。机器人参加劳动也好、参加管理也好，和人类必然是有你没我的关系。于个人而言，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但宏观管理者必须要认清这个事实。当管理层没有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的时候，机器人就不是人类的朋友，而是人类的敌人。英国的工人阶级最早发现机器人是敌人，因此200多年前就出现了卢德运动——有一批工人发现工厂里使用了机器，不需要他们了，他们的工资会下降甚至会被解雇，他们没法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因此把仇恨集中到机器身上。其实他们骨子里是反对资本家和国王，但直接的表现就是摧毁机器。当时工人们没有抓住要害，认为他们的敌人是机器，这个思潮后来变成了一种哲学思潮延续至今，被视为反对技术进步的哲学思潮。这在理论上很容易驳倒，可问题仍然存在。

　　凯恩斯是第一个关注使用机器和技术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经济学家。他曾非常正确地预见到如果劳动生产率按当时的速度提高，一百年以后人类社会就将大不相同，很多需要人做的事都不需要做了。他没有提出如何保障这些失业的人，没有把人分成不同的群体，而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工人和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凯恩斯本人是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并且当过政府官员，同时还出入布鲁斯伯里文化圈，他秉持的是精英思维，只看到了未来人们将如何消费和休闲，但是没有看到失去了工作的那些人的生计问题。今天在讨论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的时候，经济学家都会提到凯恩斯在30年代写的《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但他的精英思维和我们今天考虑的问题不是一致的。

　　人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1964年发布的报告。这份报告认为历史上有过三个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自动控制革命，其中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自动控制革命三者是不一样的，这对今天依然具有指导启发意义。第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发展速度不一样。农业在一万多年前就产生了，但是数千年之后才发生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自动控制革命如果说1964年就已经出现的话，到今天不过才几十年而已。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机器人革命则是在更短的时间内发生的，虽然1954年世界上就出现了第一个机器人，但在今天看来那其实就是个机器，如今的机器人才更接近于人的水平。

　　这份报告提到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由于机器人从人那里接管了生产，不再需要人，因此人就只能依靠最低标准的政府保障生存——人不再是因为劳动得食，而是不劳而获，但是不劳而获并不能过得很好，只能是最低标准。为什么说过去的机器人只是机器而已？因为它是按照机器的规律去发展和更新换代的。在各种各样的机器规律中，有一个经济规律叫做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率，意思是，是否使用某种机器在于其是否可以带来成本的节约和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如果十个工人过去服务于一台机器的话，现在工人工资提高了，我用两台机器减少五个人，五个人用两台机器就是一个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可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接下来，两个人用五台机器，这两个人从体力、智力、技能上能否应对这五台机器，这就是问题。使用机器的特点在于资本边际报酬下降的速度是按照规律来的。但是机器人不一样。我们知道最初有个摩尔定律，说的是18个月至24个月之间集成电路容纳元器件的数目可以提高一倍、成本可以降低一倍。但摩尔定律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它太保守，库兹韦尔定律替代了它，后者说的是所有技术都以指数的速度发展，因此他们的成本和应用到生产中的成本都以指数速度下降，这是前所未有的。

　　里夫金提到的一个概念是“零边际成本”，有了以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新技术，我们看一件事可以视作零边际成本，意思是基本平台形成以后，让更多人享受技术、在更多领域中应用技术是不需要花费额外成本的。比如我搭一个网络平台，参加的人多少和成本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加入一个人给我交一份钱，我就可以无限赚钱。这些都打破了原来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也就是资本报酬递减率。这些也决定了在新的技术面前，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也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经济学。机器人、人工智能是颠覆性的技术，因此经济学也必须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

　　机器最一开始替代我们的时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它还在遵循资本报酬递减率。到后来它几乎无所不在地替代了我们的技能，它可以被叫做机器人了。比如人有一些特殊的能力——认知能力，大脑加工储存提取信息、处理信息、做出判断的能力，这些现在机器人都可以做。现在机器人不是替代农民工，而是可以替代在座大多数人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又将看到，机器人可能替代非认知能力、情商，甚至可以做出以往用哲学观念和模糊数学做出的判断。不乐观地说，机器人将来会替代所有东西，它不再只是机器。

　　我们应该放弃无谓的争论，过去我们一直在争机器人对就业造成影响是不是真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影响，现在不用再争论这些了，机器人对我们的影响是必然的。我们现在要搞清楚它首先影响哪些领域、哪些人群，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人类特别的地方在于我们有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也是应对机器人的重要手段，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资本。今天，由于机器人的介入，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过时、消失，职业也在不断更迭，一些职业甚至只是昙花一现，未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在青少年最好的年华里，我们教他们什么？今天龙还在，我们可以教他屠龙之技，但是几年之后龙绝迹了，他花了几年时间学的屠龙之技还能不能用得上？我认为，我们要培养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是基础教育得到的，不是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得到的，而非认知能力是更基础的教育甚至是在三岁之前培养形成的。因此，我们的教育要构成一个链条，往前延伸的越早越好，这是我们跟机器竞争的办法，往后延伸则是为了提高受教育的年限，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有一副漫画，说的是机器人统治了人类，人类没有工作，唯一的办法是向机器人乞讨。我认为这张图不是开玩笑，如果无所作为，我们未来一定会向机器人乞讨。但我们是人类，机器人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我们能够未雨绸缪，能制定出好的政策，我们要把向机器人乞讨变成对机器人征税。有一类经济行为解决不了自身带来的外部性，机器人的发展就是这样的经济行为，它带来了全球全人类所能面对的最大外部性，因此我们要对它征税，用它来支撑普惠性的、人人有份的基本保障。中国拥有最快的机器人增长速度，将来也会受到机器人替代人工所带来的最大冲击，因此中国更应该未雨绸缪，提供好的政策选择。同时，作为经济学家群体，我们应该呼唤颠覆性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时应对机器人可能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