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建设指明了方向。

　　金融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价值，就在于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用最优的成本架起一座桥梁。把脉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准确定位金融改革的关键痛点，既要疏通堵点，又要标本兼治，才能促进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发展直接融资不能简单等同于增加IPO数量

　　十九大报告在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中，明确提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016年我国社会融资存量为16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占比67.9%，达113万亿元，企业债券占比10.5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仅为3.74%。中国的企业融资目前仍然过度依赖商业银行。而在银行体系中，资金天然会流向有硬资产抵押、政府隐性担保的传统国有企业。拓宽金融供给渠道，打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条动脉”，解除金融供给量的抑制，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点。

　　2016年3月以来，证券监管层着力于倡导和推行IPO常态化，这对于缓解IPO“堰塞湖”，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弥补金融体系短板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但需要重视的是，不能把发展直接融资简单等同于增加IPO数量，完善直接融资的基础金融制度，注重“质量”的提升，是发展直接融资的基础和治本之策。

　　以创业板为例，对拟上市公司设定一定的财务门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筛选作用，但需要与时俱进，与新兴企业发展的新特点相适应。

　　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互联网科技、大数据等新兴经济的逐步涌现，新供给、新动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与传统产业不同，这些产业往往是轻资产、科技型、服务型企业，其盈利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传统产业中，一般要先有销售收入才能有利润，进而为股东创造价值。而对于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可以是先有社会公众价值，再有盈利模式。在积累知名度、迅速抢占市场、获取社会公众价值的时期，其盈利可能是负的，而一旦形成了公众价值，自然会形成多元、弯曲的盈利模式。如果只强调前期的盈利能力，而忽视了产业新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的盈利潜力，就会把类似于京东、微博这样的新经济企业拒之门外。

　　同样，强化和完善退市制度，也不应仅仅将标准局限于财务数据，而应把决定权更多地交给市场。比如，公司市值较低或公众持股市值、持股数较低等市场指标，也可以纳入到退市的标准中。

　　无论是注册制还是审核制，创业板应更好地发挥服务“创业”的作用，让有发展前景的公司能有机会上市，让差的公司、圈钱的公司能够被很好地鉴别出来，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这个质量并不是简单通过财务指标进行“质检”，而是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让市场和投资者来质检，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不能把服务实体经济简单理解为“融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强调，金融要把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有利于提升资本的供给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但不能把服务实体经济简单理解为“融资”，更需要重视优化供给结构。

　　我国拥有超过100万亿人民币的储蓄和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钱”却很贵。市场更是一边闹“钱荒”，中小企业贷不到款，一边闹“资产配置荒”，金融机构找不到优质标的，企业和储蓄者之间似乎有着一道鸿沟。

　　为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面，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于有发展潜力的新经济而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需要给其融资，但对于“僵尸企业”，服务实体经济是要及时“撤资”。

　　具体而言，对于新兴产业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通过创新金融产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提升金融的整体服务水平。对于产能过剩、环保不达标、产业领域低端、缺乏长期盈利能力的传统制造业，若出于政府隐性担保、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率等方面的考虑，仍不断输血维持生存，则会破坏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资本太多流向这些“僵尸企业”，会降低资金的配置效率，对创新型新供给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重视抵押担保的同时，应穿透到企业融资的“实质”用途，不能简单的“一刀切”。比如，对于增加融资优化主业的企业，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应予以支持；而对于融资资金不进入主业反而从事金融投资的，应予以控制，降低企业的负债率。

　　同时，融资只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方面，支持产业转型的企业并购重组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面。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依法、合规的并购重组，尤其是能够形成良好协同效应的相关产业之间的重组，有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

　　据统计，2016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678笔，涉及金额1.02万亿元；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共发生并购重组交易270笔，涉及金额3200多亿元。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并购贷款等，允许这些企业在资本市场发行可转换债券、发行优先股票等，鼓励社会资本通过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方式参与企业并购重组，有利于促进旧动能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要先练“内功”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终端消费者，金融内部空转、资金供给效率低下，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脱离实体经济形成金融泡沫，要么作用于实体经济但提升了整体融资成本，降低了资金供给效率。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源，但在这过程中要把准脉，发挥不同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让合适的金融机构去服务适合的实体经济。

　　国有银行的信贷审批流程相对传统，更注重资产抵押和政府信用担保，每笔贷款的信贷审批成本相对固定，资金规模较大，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对于政府基建项目、大型国有企业融资、“一带一路”建设等资金需求规模大、比较适合传统信贷审批流程的项目，国有银行更有优势。

　　反之，对于单笔信贷金额较小，轻资产或信用贷款，国有银行则竞争力不足。其以传统的信贷审批技术与流程，尚不能覆盖单笔小微额贷款的成本。即使出于战略或政策等因素考虑，成立了专门的小微企业部门，也会面临缺乏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等现实掣肘，甚至演变成仅为了完成户数、金额指标的“样子工程”，表面上是支持小微企业，实际上可能会采取变通的方式。比如，一笔大额贷款拆成数笔小额贷款，或者为了满足开户指标，每家企业仅仅提供几万元贷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国有银行也需要服务中小企业，但前提是必须先把内功练好，提高资金的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在管理成本、信贷审批制度、金融科技融合等领域建立核心竞争优势，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优化线上贷款流程，提高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等，而不是仅仅为了响应号召，搞“样子工程”。

　　中小股份银行、村镇银行或民营银行的决策机制相对灵活，审批效率较高，创新能力较强，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一些中小银行具有一定的区域优势和地方特色，对于地方企业的经营状况、征信情况等更为熟悉，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能够引入硬资产抵押之外的指标来合理评估贷款风险。这种小而精的金融机构，不盲目扩张或多元化，扎根区域和本土，能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

　　像微众银行、百信银行这样，具有大数据优势的民营银行，恰恰弥补了大型银行的劣势，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整合交易记录、客户评价等数据，创新信贷评价体系，做出前瞻性的评估，用技术创新覆盖掉小微额贷款经营成本，进而能够为小微企业、个人提供差异化、便捷的金融服务。

　　“百病源于经络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当存在金融抑制时，资源配置功能就会下降，资本的供给成本就会提高，供给效率就会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疏通经络，解除金融供给量的抑制，多渠道服务实体经济；要优化供给结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对症下药，提高金融供给效率，让合适的金融机构去服务适合的实体经济。通过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才是治本之策。